人物聚焦—師長
People In the Spotlight


祝福無限
中華佛教文化館住持
鑑心長老尼



早期的農禪寺是由東老及兩位師伯在辛勤耕耘。


  民國四十六年,因為東初老人的邀請,與同時出家的姊姊錠心法師一起來到文化館,沒想到從此就留下來,跟隨東老二十年。剛來的時候,文化館周圍都是菜園,旁邊還沒有任何房子。錠心法師很會種菜,不只是文化館,現在許多農禪寺的蓮霧和芭樂樹都是當時他遵照東老的交代,一點一滴的耕耘出來!我們也親手裁製僧袍,所有出家眾的僧服都由我們量身定做。

  民國六十六年東老圓寂,聖嚴法師從美國回來承接文化館的法業。他對我和錠心法師相當照顧和禮遇,而我們因為聖嚴法師大部分的時間在國外弘法,就幫忙文化館的內務。時間過得很快,一忙就待到現在,一下子就過了五十多年。


錠心、鑑心兩位長老尼與信眾。


  記得華岡文化學院的張其昀先生邀請聖嚴法師擔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時,他先過來問我:「有人要邀請我去當研究所的所長,你覺得去那裡好不好?」,我就說:「好啊,看您的因緣到哪裡就走到哪裡。」他聽了很歡喜,答應接下所長。文化學院的校長潘維和先生還曾特地來到文化館,正式的提出聘請,從此聖嚴法師開始接觸研究所的教育事業。研究所一開始招收的學生並不多,法師仍保留美國的弘法,每三個月回台灣一次。回到台灣往往忙碌地上山教書、處理研究所事務,非常辛苦。





  民國七十三年華岡無法再招生了,但佛學教育卻不能不辦下去。恰好那時候文化館和建商合作,將原先只是平房的舊館拆掉,改建成樓面一百坪的五層大樓,旁邊延伸蓋起的住家,文化館也分到一、二十間。因此我建議:「是否就先在這裡辦學,以後再慢慢找合適的地方」。法師知道可以在文化館辦學,非常高興,不但有現成的場地可以當校舍,也解決宿舍問題,吃和住都很方便。於是在民國七十四年,聖嚴法師正式在文化館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第四屆開始就在這邊招生上課,不但提供吃住,還提供學生獎學金。

  當時文化館日常開銷仰賴放生會和觀音法會的功德金維持,收入並不多,我盡可能節省。日常飲食由我採買,平日每星期買菜一次,遇到法會就多買一些,蔬果要到批發市場買,豆腐、豆包和麵筋之類的直接到工廠採購,不但要求食物新鮮,也必須盡量降低成本。許多生活細節會主動為大家設想、張羅,盡心盡力把大家照顧好,讓學生們可以安心求學用功。平時早晚課和誦經也為大家祈福,祝福大家在這邊能夠平平安安、歡歡喜喜。

  雖然佛研所已經搬到法鼓山八年多,但是偶而看到學生回來,看到大家健康平安,知道大家都在認真做研究,相當忙碌,覺得非常欣慰。我仍然時時祈求佛菩薩賜予大家平安,相信一個人一句祈福的話,相加起來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祝福大家一切順順當當。


佛研所教職人員在搬上法鼓山前與師伯合影。






聖嚴師父與我的因緣
會靖法師




  記得最初親近聖嚴師父,是在他從美濃出關之後,我們新竹居士林邀請他來新竹講演,題目是:佛教信仰與戒律。從這次講演中可以聽得出他準備得很充分,引證的資料也很廣泛,而且又很專業,其中有些律典還不曾聽過。聽講大眾都稱讚他在律學方面的造詣。足見他在閉關期中用功之勤,乃至深入經藏的淵博。

   第二次來新竹講演,是應交大佛學社的邀請,講的題目是:禪思與禪師。歷時一個半小時,講座完畢。交通大學的大禮堂,主席台呈舞臺型的半圓形。講演完畢他走向台階,因為他是重度近視,我看他彎腰下來用腳尖在探尋踏階,急忙快步伸手過去攙扶他緩步走下台來。他晃了晃腦袋卻說:「今天講得不好!事情太多了!」聽口氣他還是關注在這場講演的效益上,而我戒慎恐懼的焦點卻是剛才危急的那一幕。後來聽侍者告知:所長從一下飛機就有些感冒,但他卻不曾介意,毅然來新竹講演,足見其為法為教之熱誠精神。

  在接待室裡我們有機會多聊了幾句,因為在我的譯作著者當中,有幾位他熟稔或師友輩的學者,他閱讀過我的中譯本之後,覺得譯筆還算流暢可行。有一天,突然來電希望我能替他翻譯這部博士論文的著作。頭一句話就說:「我是聖嚴師父啊!」,對!「聖嚴」師父,這是多麼恰如其分的稱謂。事實上就這一句話,從此便建立起對他的稱呼,此後就一直沿襲下來,但有時也逕把「聖嚴」二字省略,而略稱:「師父」。民國七十六年,剛好我的譯事有了個空檔,準備開始翻譯這部學術論著—《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副題是〈以蕅益智旭為中心〉。在翻譯之前我開始閱讀師父的其他著作,以便熟悉他的語法、遣詞、構句等技巧,也刻意地去模仿他的遣詞用字的習慣。期望能使得原作與譯文的氣息相通,結構一致。翌年,全書殺青,我寄回給他審閱,看是否妥當?經過月餘時間,他的回覆信來了!其中說得很客氣,什麼「爐火純青」、「無出其右」等語,都是對我的勉勵!透過這次翻譯此書的全文,才確實領略到四百多年來的中國佛教界,不世出的兩位偉人,不論是解還是行,都是超塵絕俗的兩位大德。關於蕅祖,溯自清代迄至民國,就其學術或史學方面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至於聖嚴師父的學術研究,就其文獻資料之採擇,設非熟稔其涉獵範疇之既深且廣,殊難論述至如此意境輝煌的博士論文,從而亦可見其治學造詣。末學不揣陋劣,值此機緣得以為之報命效勞,亦屬生平之幸。

  轉過年來有一天,忽然接到師父的電話,說請到了玉城康四郎來為佛研所開講座,邀我去隨堂口譯。我因為跟玉城素昧平生,不曉得他原籍何處?講話的腔調如何?所以唯唯諾諾,他聽我答應的不夠爽快,接著就說:「我想你一定會勝任愉快的!」。那就好吧!便答應了下來。

  玉城教授是日本近代佛教有名的學者,著作頗豐,梵巴文又精通,也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名教授。當時的年事已高,我們在文化館晤面,原來他的講話口音,可以說是字正腔圓,一口標準的東京發音,聽起來很舒服,因此精神亦為之一振,因為大可放心去聽講譯述。

  講課開始,所長正式介紹了玉城教授,對他的學術造詣推崇備至。我開始口譯從容不迫;所長他聽得很仔細,頻頻點頭示意。老一輩的日本學者,講課的傳統習慣是:他的課本教材並不像現代人,用個資料袋或牛皮紙袋裝著,而他用的是他們家祖傳的一件方型包巾,質料很好是「西陣」絹製品,鄭重其事畢恭畢敬地打開了,把課本及講義輕輕取出來,然後開講。起初的一兩天,還能按照約定詞句也不太長,後來越講越興奮,就把約法給忘記了,而我在旁邊也聽得很入神,竟也忘記我是來口譯的。事隔多年,現在想起來覺得還很好笑!

  他講的是佛教基本法義,特別對原始佛教的四念處及五根、五力等基礎概念闡述得很詳盡。尤其對信進念定慧的定義,分析得尤其透澈。他的治學態度,很重視文獻的採擇,甚至強調為求自己的研究,乃至寫出來的論文饒有價值,就必須注重文獻。充分嶄露出一位著名學者的成就,絕非泛泛一般。


  聖嚴師父替他安排的住處,是在文化館後面山坡一間民房,也可以說是佛研所的教師宿舍。住進去很有家庭般的舒適感,來所裡上課也很方便,幾步路就到。開講座的這段期間,每天晚上我們幾乎都是由所長帶領到玉城教授的「家」,坐下來跟他聊天。所長問起東京的學術界,一些師長們的近況,或是什麼人有了新的著作發表等學術界動態,同學們則在一旁聆聽新聞或教內知識,也是别有一番趣味。

  第二年師父又邀請到東京大學現任教授鎌田茂雄來所講學,很榮幸又是找我來作口譯。我與鎌田是舊識,這次所裡把我倆都安排到公園下方一棟大樓裡住宿。他的房間裡有電視,最欣賞的節目是布袋戲;其中的打鬥場面,尤其愛好ちゃんばら(武打)畫面,飯餘課後還加以評論一番。鎌田的《中國佛教史》套書八冊,而我只翻譯了五冊,竟不了了之。

  鎌田這次來所講學,講述的範疇是《探玄記》與《搜玄記》的差異之研究。從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他的研究造詣,既深入又廣博,不愧是專家學者的功力風範,當然有其獨到的境界。在星期例假,佛研所不排課,所長在晚上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歡迎晚會,參加的人除了我們所裡的幾位之外,另外還有加拿大的冉雲華教授及在輔大執教的藍吉富教授等。這一天所長看起來意氣風發,從座位上站起來,一手拉起冉教授的手,另一隻手則握著我的手,然後告訴大家說:這一位是替我的博士論文作英譯的冉雲華教授;這一位是替我的論文作華譯的關老師,另外一位是替我的論文寫書評的鎌田教授。言語間顯得興奮異常!


與鎌田茂雄、聖嚴法師於法鼓山。
Master Sheng Yen on DDM in 1993.



  宴席上不拘形式,得以隨意交談或交換意見,我們兩人談起來好像特別投緣。他告訴我,他們江蘇南通很多人自幼便到狼山出家。說起來我們倆是同庚都肖馬。他說:你那匹馬是好命的馬呀!你五月出生,盛夏季節大地青草如茵,鮮綠的青草吃也吃不完啊!而我是臘月出生,天寒地凍,有乾草吃就很難得了。所以我這匹馬是勞碌馬!你看我,整年在台灣、美國間不知要走上幾趟!旁邊的冉教授順便插上一句:能者多勞嘛!接著敘述一些幼年家境清寒,兄弟姐妹又多,只好布施給廟上去做小沙彌的不幸遭遇,言下不勝唏噓!

  接下去該我「訴苦」—我的辛酸史了。不湊巧,此刻剛好一位賓客起身走過來向他告假辭行,他也起身應酬了一番,一場宴會就此而曲終人散了。如今回想起當年的情節,怎能不令人悠然神往地去追思那段美好的時光呢!古人常說「往事如煙」的這句老詞兒,究實而論,如此的往事,此情此景,真的能如煙嗎?抱歉!以我的定力來衡量,功夫還嫩得很哩!

  一個星期天,法師提議要帶我們去金山看看法鼓山未來所選定的地點。一台小車只有我們三人,由同學開車。在車上,很難得地聽到聖嚴師父大「秀」其日語,兩位佛學大師一路上暢談學術毫無隱諱,確實難能可貴!沿路經過山區、硫磺礦場、農村等,這條路是我來台四十年從未走過的路,步行上山必須經過農家的莊園,然後爬上山坡才抵達校址。當時山上還是荒蕪的山野,師父約略地指出大概的位置,包括:校舍、行政大樓、大雄寶殿、禪堂、宿舍等,各種修行方式的禪淨道場,閉關禪修,止觀行道的各式建築的預定地。最能引起我們興趣的還是那塊直升機停機坪台地,大家連稱所長的眼光極富遠瞻性,這是遠大的建校計畫藍圖。

  與聖嚴師父結緣,進而與法鼓山結緣,在這幾次的陪席於講座中體現出來,深摯而雋永的法味銘記於心識當中,讓我終其一生都將無法忘懷!如今哲人其萎,典範云逝,在今後的餘生中,怎樣去親近追隨這亦賢亦尊的模式?在這有為法則照注的世間,怎樣去實踐大菩薩留下來的嘉行典範,惟願這位人天師表,能千秋萬世地照燭在這闇黮的娑婆長夜,為三界眾生做明燈,為人間淨土做導師。謹此摯誠懇切地期望慈駕乘願再來,是所馨香祈禱!








霧中明月
—修學佛法與佛學研究

性空法師



緣之起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因為佛光山的關係,我在那邊教英文教了六個月。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修行的境界不是很明顯,後來聽說台北有一位禪師(聖嚴法師),他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也很發心在西方宏揚佛法,所以我來拜訪他,然後他才邀請我教書,所以我決定留在台北,因為我覺得跟這個地方比較有緣,比較相應。

期許與勉勵

  我認為佛研所可以作一些翻譯的工作,研究當然重要,但翻譯工作目前來說也很重要。漢譯佛典翻譯成其他的語言相較於巴利語或藏文都少得多。法鼓佛教學院現在已請Anālayo法師(無著比丘)與馬德偉博士等把漢譯《中阿含經》翻譯成英文,我希望他們未來也能翻譯《雜阿含經》,因為它和修行有關係,而且最重要的經典大部分是在《雜阿含經》中。另外還有很多大乘佛教的經典還沒有翻譯成其他語言,比如說在中國佛教相當重要的(北傳)《大般涅槃經》。又,因為英語是現在世界的普通話,所以可以先翻譯成英文,然後再旁及別的語言,像歐洲各國語文等。

  佛教具有配合修行與學問的傳統;在中國,以前這個傳統是很明顯的,現在日本的研究則有分開學問與修行的傾向。傳統和尚最好的養成教育就是修行與學問配合在一起,南傳佛教還保留著這個傳統,特別是在緬甸。

  接著,必須強調語言的研究,語言是瞭解佛法的鑰匙。一般學生只學一年的語言課程是不夠的,應當要做些加深語言的研究,直接閱讀一些三藏的經典。最好不要同時學那麼多的語言,要專注且徹底、深入地學一種語文。現在教育的問題通常是過於零散,全部都碰一點點,接觸一點點,沒有進一步深入。依照我的陋見,重要的是要給學生機會引發興趣,如果他們對於一個題目有興趣,比方說論典,他們應該要有機會深入該論典,然後跟語言配合起來學習,這樣比較好;不過現在的教育很難如此做。學佛法要用熱忱、要有興趣,如果學生學習的目標只是為了拿到學位而已的話,那就不是很理想。理想是如果他們有熱忱,完全能夠專注、徹底地學一個範圍,雖然不一定會拿到高學位,但利益卻會是最大、最明顯。

  這樣做雖然對在家眾來講比較困難,但在僧眾的學院應該是可以這樣做。僧伽的教育很重要,我想要鼓勵年輕的出家人,不一定須要拿到什麼學位,但要給他們專注的機會,徹底地運用語言學習一個有興趣的範圍,獲得較深入的知識。如果能夠有這種機會學習,他們未來的貢獻會比較大。因為現在的教育太零散,而且學生們習慣用電腦來收集資料,這樣就無法深入學習的境界。傳統的教育都是要背誦,緬甸目前還是這樣。比方說你要學阿毗達磨,先要背誦,才能發問、研究;必須要先背誦,徹底地瞭解內容。現在這種只是收集資料的方式,對真的知識不一定有什麼好處,不過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沒有辦法!西藏還保留這個比較好的和尚教育,緬甸也有。日本現在的教育,完全分開學問與修行,變成像西方的語言研究、歷史研究式的方法。


文化館時期的教職員。Students and Staff, 1993.


  漢傳佛教其實也有很好的傳統,像天台、華嚴等等,他們都有配合修行跟語言的研究。漢傳佛教的特色是綜合不同樣的概念、不同的看法,這個方面應該可以更加發展。現在的佛教最需要的就是這種綜合概念,調合不同樣的概念來瞭解佛教是一個境界,沒有什麼基本的不一樣。不過因為現在都是靠歷史的研究、語言的研究,所以這個道理越來越模糊。佛教其實只有一個意思,並沒有兩個、三個、四個意思,不同的法門都是在說明同一個境界。因此,既然中華佛學研究所已經有基礎的背景,應該要鼓勵大家用綜合的方式來瞭解佛法、學習佛法、研究佛法,不一定須要用歷史或歷史的背景等等的方式來講佛法,可以直接探究佛法基本的內涵。

  佛教是智慧之學,智慧的範圍是無量的。不要互相批評,要互相支持、互相合作,這樣佛教才會強盛。其實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不一樣的地方;佛教是教所有的法都是究竟法,但全部都要放下─連法都要放下。因此不同的法門都是智慧的方便而已,如果瞭解這個道理,就不應該太執著那些方便。

瑜伽是修行助力 ─也是印度沙門文化之一

  如果要深入修行的境界,瑜伽是很重要的,瑜伽可以配合佛教身念處的修行,而不能說就是身念處。早期佛教的修行人都有學瑜伽,否則他們如何住在樹下修苦行,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的身體需要很健康。瑜伽不論是對於佛教、耆那教與印度教來說,都是屬於印度的沙門道。要當沙門一定要修瑜伽,本來大家都修,它是屬於沙門的教育。佛教的沙門、耆那教的沙門、印度教不同派的沙門,他們以前都是在一起而互相影響的。後來南傳佛教對於所有與印度教有關係的東西比較有偏見,他們認為那是屬於印度教的。這個看法其實並不對,這些都是屬於印度的沙門文化,因為佛陀也有受過沙門文化的磨練,所以佛教也是屬於印度的沙門文化,如果你分開佛教與沙門文化,那對佛教的瞭解就會不清楚,佛教一定是屬於印度的沙門文化。緬甸和泰國就像中國一樣,後來與印度的關係逐漸淡了,所以他們也丟掉瑜伽這方面的修煉。西藏在這方面保留得比較好,因為他們跟印度比較靠近。

具體、簡單的修行方法 ─四念處

  如果要舉出一個具體又簡單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四念處。四念處很重要,要知道如何攝心在身體裡面,要瞭解什麼是我們真的經驗是靠我們的身體,這與健康、不健康沒有關係─攝心在身體裡面不是說身體健康或不健康。佛教的智慧是靠定,定就是攝心在身體裡面。要瞭解你外面的境界是靠你的身體,如果沒有心,眼睛不能夠看;如果沒有心,身體不能夠動;如果沒有心,耳朵不能夠聽。所以先有心,才會聽、才會看、才會動,這個叫做攝心在身體裡面。你怎麼聽、怎麼看、怎麼動你的身體、怎麼講話,這些都是被你的智慧所決定的,這個叫做攝心在身體裡面,必須要瞭解這個道理。

台灣佛教徒的貢獻與修行的提示

  台灣的佛教徒有很多人熱忱地學佛,這是非常難得的。另外,除了很用功在弘揚佛法以外,也到處幫忙西藏人,協助緬甸人,幫忙美國人,所以台灣對佛教真的很有貢獻。在修行方面,現代社會普遍的問題是我們往往習慣在「亂心」(心在散亂的狀態)上,這和佛教傳統的教育中斷有關。佛教傳統的教育都是靠定,定的境界如果不明顯,傳統的教育也會不明顯──這樣的背景在台灣差不多已經沒有了。在佛學院學習的學生都是用像外國人研究佛教類似的方法,那樣的方法雖然也需要,不過要深入佛教的境界,更需要的是信心,不一定需要那些歷史的研究與語言的研究等等,不一定須要學那些歷史的方法、歷史的發展,這對真的佛教的瞭解不一定有幫助。重要的是,雖然瞭解一些複雜的東西,但要用簡單的方法來說明。以前大師們的貢獻就是可以把複雜的東西用簡單、具體的方法說明出來,這也是中國佛教很有特色的地方,他們能夠用很簡單的話說明很深的道理,像禪宗、天台、華嚴等。

  台灣現在的佛教徒跟西方歐美的佛教徒有一點像,他們有機會接觸很多法門,可以碰到不同傳承的佛教,他們學一點點藏傳佛教、學一點點中國禪、學一點點南傳佛教,這樣的情況在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比較不普遍。現在,台灣的佛教徒要靠自己的智慧,看如何消化;重要的是要決定好一個法門,然後用功、用熱忱學,徹底地學之後,才能比較容易消化別的法門。不過,因為每個人的波羅蜜都不一樣,對不同法門的選擇來說,如果過去的因緣比較明顯,那就能夠學得比較快;如果過去的因緣不是很明顯,那就會比較慢,這是沒有辦法的。不過因為身處於現代的社會,我們多半習慣在亂心上,不習慣在有定的心,所以一定要學得越慢越好、越徹底越好、越有系統越好,否則都亂在一起。因此,我建議要比較有系統地學習,這樣比較不會亂。祝福大家!


Paying respects at the Life Garden.







深解廣行
鄭振煌



  研究佛學與學佛修行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因為佛學是學佛歷程的記載,而學佛是佛學實驗的操作。佛學要深解,學佛要廣行。深解方得佛學正見,廣行則得學佛宗要。學而不行是知見之徒,說食終不能飽;行而不學是盲人臨淵,失足成千古恨。

   學佛人志趣要高,信心要強,胸襟要寬,腳步要實,以成佛為目標,以度眾為事業。

   為了達此大願,就要博學多聞,深入經藏,更要慈悲喜捨,廣修無量法門,切莫故步自封,心胸狹隘。

   身心健康是一切善行的基礎,注意運動、飲食、休息、調心。拜佛既可調身,又可培養道心;登山健行可以強身,可以接近大自然,可以培養道心;禪修可以發展定慧,增長菩提心;念佛持咒方便善巧,易於攝心。

   六波羅蜜最為切要,從利他中圓滿自我解脫,從自利中厚實利他資糧。自利與利他相輔相成,智慧與慈悲等持等觀,必可成佛。

   己未立,不足以立人。學養要厚,解行並重,弘法利生,捨己為人,不疲不厭,精進不懈。


參加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The first Chung-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




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籌備委員之一。






三十年一路陪著走來的零屆校友
陳英善 老師



  以前常有人問我:你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嗎?對這樣非常簡單的「是」或「不是」的問題,應是很容易回答的。然對我而言,卻顯得有點尷尬。若說「不是」,卻與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因緣極深;若說「是」,於名份上又不甚符合。因此,我可說是一位介於「是」或「不是」之間的校友,或者可乾脆說「非是非不是」的校友。也因此之故,靈機一動,當有人問我:你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嗎?我總是打趣地回答:我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零屆校友」。

  後來當有人問我這樣問題時,我總是喜歡戲稱自己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零屆校友」。這話怎麼說呢?當1980年時,我到華崗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就讀,那時的佛學研究所只是一所剛成立不久的研究機構,還未開始招生,因為本人研究佛學之故,而向該單位申請佛學獎學金之關係,因此我與佛研所開始有了互動。1981年,佛研所開始招第一屆學生,我因此有因緣到佛研究所當旁聽生,且那一年聖嚴師父於哲學研究所開設隋唐佛學專題課程,教授華嚴法界觀門。就這樣,我成了聖嚴師父的學生,且與佛學研究所結下了不解之緣。

  其實早在1977年,我就讀東海大學二年級時,曾聽到有位覺音佛學社的學長說:聖嚴法師是位當今佛教界既有修行又有學問的法師。在當時的內心泛起了這樣地念頭:「若我人能在台北(因在台中東海大學讀書)有多好!這樣我就可以親近聖嚴師父了」。當時雖有這樣的念頭,但不知不覺中,老早就將此事忘得一乾二淨。卻萬萬沒有想到,我於大四上學期即將結束時,生起了想讀研究所的心,於下學期順利的考上文化哲學研究所,且聖嚴師父於本所開課。因緣就是這樣的不可思議,也許是當初一念想親近聖嚴師父的心,冥冥中指引著,讓我於大學畢業後有機會親近師父,當師父的學生,且請師父擔任我碩士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同樣地,就讀哲學研究所博士班時,也想請師父擔任我博士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但礙於教授年資之限制,無法達成。

  當我於1986年十二月,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於1987年元月,親自到農禪寺拜見師父,且將新出爐的博士論文呈交給師父。師父親切和藹地問及畢業後的情形,我回答師父:我雖然畢業了,卻也失業了。此時,師父順口說:那你來幫我上天台學的課。當時我的心中納悶著:師父明明知道我是研究華嚴的(博、碩士畢業論文),為何師父要我在佛研所教授天台學呢?心中納悶歸納悶,卻不敢開口跟師父討價還價。也就這樣,我硬著頭皮接下天台學這門課程,且與天台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在當時,我對天台學可說是完全陌生的,而為何有膽子接下這門課,所憑的自己是位博士,應有足夠的能力來面對這樣的挑戰。心裡雖然做如是想,但與實際情形仍有差距,緊接著,於二月中旬就開始上課了,從答應上天台學這門課到正式上課,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根本連好好準備都談不上,此時的我彷彿鴨子打上架,連後退之路都沒有,只能匢圇吞棗上台教起天台學來。於此時才深感問題的嚴重性,坦白說,對天台學我完全無法掌握,可說是處於一竅不通的狀況,卻要每週面對上台教授天台學。當時的心境是很不好受的,但我已經完全沒有退路了,只好每週天天拼命為這門課努力,但成效卻不彰。所以,每次上完課,我的心情總是跌到谷底。縱使如此,週週還是要去上課。就這樣,磨了兩年多,對天台學已能較全面的掌握,於教學第三年(1990/06)完成了《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專題論著。

  在佛研所任教半年後,我從兼任老師升聘為副研究員,一方面擔任教學,一方面從事研究,著手於專題研究,每年繳交十五萬字研究成果,《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論著即是於此因緣完成的。從兼任轉為專任,等於佛研所要支付全薪給老師,以當時所裡的經濟狀況而言,是非常拮据的。此時的我不太敢接受,師父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猶豫,安慰我說:做研究也要填飽肚子才行。師父此舉,是為了讓我更專心從事研究工作,無後顧之憂。我自己心想,擔任研究員是件榮譽之事,又有薪水可領,我不應辜負師父的這份厚愛,我應盡最大努力將研究工作做好,才能回饋師父之恩德。於1990年6月,完成了約二十七萬字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專題研究。師父有意出版此論著,然由於文稿審查之關係,延至1995年3月出版。且又於2000年元月初,以《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一書通過專著審核,升等為專任研究員。另外,師父也曾告知:要出版我的博士論文,但當時自己考慮到不要浪費資源,所以並沒有答應。


任教佛研所已屆滿二十年。
On 20 years of service to CHIBS.



  因為作為一位研究員,每年須提論文於所內發表,而我對於天台的研究觀點,有別於學界一般的見解。在研討會中,可看出師父的學術胸襟,廣納不同的意見觀點。乃至我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對當今學者之論點提出諸多的批判,師父不計一切,仍然讓這份文稿出版流通。此在在可看出師父對學術的尊重,以及對晚輩的栽培與愛護。

  為了續佛慧命,為了培育佛教人才,師父致力於佛教教育,以及成立專任研究員制度,納聘了多位專任研究員,這對當時於經濟上非常拮据的佛研所來說,可說是沉重的負荷。但師父不顧一切,再怎麼艱苦也要落實於研究人才的培育。對佛教教育的重視,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對於佛教研究人才的進一步培育,成立了專任研究員制度。

  其實有關我對華嚴的學習,乃至對天台的研究,可說與師父都有極深之關係。除了於課堂上學習華嚴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參加了師父所帶領的禪七,那是讓我進入華嚴之門的關鍵所在。記得於讀碩士班時,是平生第一次參加禪七。對於所謂的禪七,是懵懵懂懂的,由於為了撰寫畢業論文之緣故,而報名了參加禪七。其動機是認為打打禪七,也許對於撰寫論文有幫助。但當進入禪堂時,師父告誡:要將所有的東西丟掉,不要帶入禪堂,且要大死一番。對於什麼是大死一番,我是不明白的,而對於不要將東西帶入禪堂,我是略可了解的,其意思是指要專心用方法。剛開始時,是配合數息方法來修,但因為平常有念佛的習慣,所以我自然將數息與念佛結合運用,有次小參時,師父問及所使用的方法,我老實稟告:於吸氣念「阿彌」,於吐氣念「陀佛」,是將數息與念佛結合運用。師父接著說:你就用這方法好了。後來,師父讓我參話頭,參「無是什麼」,此對初學的我而言,並不知道如何參話頭,所以往往成了念話頭而不是參話頭。雖然如此,於有次小參時,師父問到:你不冷嗎?我搖搖頭。師父說:你可能因為打坐的關係,所以不感覺冷。在當時的二月天氣可能是極冷的,大家已穿上了厚厚的外套,而我身上卻只穿襯衫及一件毛衣小背心。這是師父對我打坐的肯定,雖然當時我沒開悟,但在打坐上似有點小小心得----較不怕冷。而於第三天或第四天的早課,聽到大眾在唱誦普賢十大願王,似有所領悟----原來自己所追求的佛法,就在這裡。當時的心境頗為歡喜,但卻也頗為難過,可說是悲欣交集。難過的是,天天都在誦普賢十大願王,怎麼不知道;歡喜的是,已找到自己要的佛法。也因此之故,讓我進入了華嚴的世界。

  若不是師父之關係,若不是師父要我教授天台學,我這一生可能與天台擦身而過。而在我對天台還陌生之際,就要上台教授天台學。以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天台,對我而言,是挺有效的。事隔多年之後,我在想:這可能也是師父教導的方式之一,讓你措手不及,沒有後退之路,只有硬著頭皮,不斷地往前走。更沒想到,於研究天台二十年之後,因為法鼓山舉辦水陸法會的緣故,須修訂舊有的水陸儀軌,而我所研究的天台竟可幫上忙。這難道是師父早有之洞見......。


以天台學、華嚴學化育教界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