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聖嚴法師在其〈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中，曾指太虛為「中國傳統佛教的最後集大成者」（注一），事實上，太虛不但是典型的傳統佛教的繼承者，同時他又是開啟中國佛教現代化的首議者；他不但是一位行動實踐的改革者，同時也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學者、思想家。但是，這樣一位兼具多重身分的時代人物，在他經歷了三十餘年的改革歲月之後，最後在其思想理論皆達到圓熟的階段時，卻宣布他的佛教改革事業是失敗的，而說︰

後起的人應知我的弱點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以我的失敗為來者的成功之母。（注二）

　　他要後來的人，不要學他、仿效他，要記取他失敗的教訓，並且他也把復興佛教的希望寄託於他日或遇有悲願褔德的人，來實踐他的理想了！（注三）正如他曾感慨︰

空有霸才難造世，能全傲骨願違時。（注四）

　　太虛是自負的，他曾經被譽為「佛門霸才」、「玄奘資質」而以此自期自許；他有滿腔改革佛教的雄心，及拯救世界眾生的悲情，但是經過了漫長的奮鬥之後，他的心靈、意志卻是「失敗」、消沈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太虛一生所致力的佛教改革運動，何以令他這麼消極失意呢？三十年的改革成績究竟如何？所謂的「成功」或「失敗」，以什麼作標準說它是成功或失敗呢？

　　首先，我們回過頭來歸納前文各章節所提到的改革內容，從這裡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第一、前面第二章，我們分析了其佛學與社會思想的融會關係，說明太虛努力運用各種能夠與社會溝通的新管道，希望化解傳統佛教與社會的隔膜，建立彼此新的溝通模式，其方法包括了︰(1)接納無政府社會主義思想，詮釋佛教僧團與社會共產主義的關係。(2)在行動方面，調整並變更佛教內部僧團的規制和作息，要求僧伽參與勞務，自力更生，改變向來只受供養的觀念，以回應社會普遍注重勞動生產的革新運動。(3)在理論方面，詮釋佛學與現世生活的關係，改變民間向來對佛教的誤解和迷信，同時駁斥來自知識分子的質疑及外教的攻訐。(4)發起佛教僧眾的自治運動，聯合各省巿佛教組織，自治自理僧伽事務，主張宗教不受政治之干涉，不受政府之無理侵擾和迫害。

　　第二、在佛化新運動的推展方面︰(1)太虛利用當時普遍而盛行的大眾傳播工具，如報刊雜誌的宣傳、電台的演說、弘法等，作為宣揚佛教的有利工具。(2)改變傳統照本宣科的講經儀軌，依社會一般通俗的演講及講學方式，利用黑板輔助教學，開現代化的講經先例。(3)主張白話解釋佛經，辦理白話文的佛學刊物，並改變固定的講經場所，將佛法帶向十字街頭，以機動的方式及場所，接引更廣大的街頭群眾。(4)利用大型講經活動及校園講學，接引知識青年加入佛學研究行列，打開校園學佛風氣。か辦理佛教的圖書館、小學、中學、慈濟醫院、安養院、養老院等社會福利工作，並首先向醫院、工廠、監獄、看守所、國防、教育等單位，講演佛法。

　　以上的改革工作，曾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但是由於受挫於社會環境及僧界的不合作，減低了其效果及影響力。然而，其革新佛教的模式，對於今日佛教現代化的啟蒙有著重大的影響。

　　第三、將佛學與西方各類學科作相互的會通研究。例如，佛學與經濟學、政治學、數學、物理學等各種科學關係之研究，及佛學與世界各宗教之比較。依此，太虛曾計畫將華文佛典做分類之編輯研究，希望藉此引起學術界知識分子的注意及研究興趣；但是，因為計畫太大，而實際之財力、人力及現實的佛教環境皆無法與之配合，故沒有具體的成績出現。

　　第四、人生佛教的提倡。就現在的臺灣佛教來看，「人生佛教」形成佛教一股穩定社會的價值指標，已成為目前中國佛教新的發展趨勢，這是太虛改革事業中最為成功的一面。然而，太虛當時的情況並不這麼樂觀：當時的改革環境一片愁雲慘霧，在太虛看來，不但推展佛化的機構如「法苑」、「佛化新青年會」等相繼被迫放棄停頓，國民革命由北而南下，辛苦經營的佛學院、佛教組織機構皆因為戰爭而關閉；東北、華北、華中一帶又相繼有毀佛破僧的政治事件，而教界亦發生僧俗、顯密逾越律儀的顛倒現象。不但「人間淨土」成為泡影，即連尋覓多年，欲籌設一處僧團叢林的道場，也毫無半點消息；最後，構想欲集二、三十人眾，成一「菩薩學處」的小小希望，亦覺得前途渺茫。換句話說，進行了三十年的佛教復興運動，在當時看不到絲毫成就，而整個佛教界的情況還是如此令人窒息失望！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相距如此遙遠，使他不得不感嘆「菩薩道之難行」（注五）！

　　第五、僧教育方面。僧伽教育是太虛改革事業的重點，雖然他強調僧伽的生活教育、通識教育|及僧格的養成教育；但是，因為客觀環境的不足，如學僧素質的參差、師資的缺乏，經費的短絀，社會、政治環境的不穩定等，加上太虛因為忙於各地龐雜的弘化活動，無法專注於學僧精神生活的指導，使得辛勤經營的僧教育事業，出現了如下的危機︰

　　(1)他雖創辦了全國著名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並且由此三個佛學院而分化出無數的僧教育機構，但是真正能繼承他的思想事業者，卻廖廖無幾，以致於他晚年還慨嘆︰「頃余所患在衰病，在無繼承。」（注六）

　　(2)接受新式教育的僧青年，常犯了所謂「俗化的幼稚病」，庸俗化或異化了佛教；並且，「新僧」偏激的態度，有時候不但無助於改革，甚至還扯太虛的後腿，引起新、舊派的衝突，增添額外的麻煩。新僧如芝峰、會覺、亦幻等甚至回過頭來對太虛表示不滿，存有叛離的傾向。（注七）

　　(3)僧青年的返俗現象普遍存在。僧教育缺乏全盤的統一規畫，學僧的出路形成問題，在急劇變遷的時代環境中，為生活而返俗者大有人在。

　　以上三項，部分雖屬於大環境及整體教育的規畫問題，但是，由此亦可以看出僧青年對於佛教並未有真確、堅固的信仰，僧格的陶鑄有待加強，尤其學僧缺乏統一的精神訓練，這些都是僧教育亮起的紅燈，也是太虛精神體力的極限！

　　第六、僧伽制度方面。僧伽制度的整頓，牽涉到傳統叢林法派、子孫派的傳承，僧寺財產的重新分配，及中國佛教會的組織等問題；而各項問題的處理，都涉及到與保守叢林的溝通和合作關係。然而，這方面的努力也沒有得到叢林佛教的支持，甚至遭到反對和阻撓。中國傳統的保守性格，本身就是一股強大的抗拒力量，傳統的叢林擁有廣大的田產、寺宇和徒眾，在財力、實力上均佔絕對的優勢，僧界長老以其備受擁戴的尊譽地位，事實上不可能與新興的、勢單力薄的僧青年攜手合作；新青年欲改革而無從下手，遂造成其莽撞與躁動（注八）。而太虛呼籲了二、三十年的僧制改革，最後仍然只停頓在超現實的理論層面。

　　第七、世界佛教運動的推展方面。民國十七年，太虛訪問歐美，發起成立「世界佛學苑」，並嘗試與西方進行佛典中、英互譯的合作計畫，他是首先以中國僧侶的身分向西方弘法的第一人。民國二十八年，太虛訪問南洋，繼續進行與南洋、緬甸、錫蘭、印度各國的合作關係，展開中國佛教與西藏佛教、南傳佛教的溝通聯繫，並派遣學僧留學各國，試圖運用佛教的原典語文和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建立佛教的現代學術研究及國際性的互動關係。但是，這樣的國際合作運動因為受阻於全球性的戰爭影響，及國內長期經濟資源的枯竭，而無法實現其預期的理想計畫。

　　從上面太虛的佛教改革過程來看，幾乎每一項事業都遭到重大的挫折和打擊，每一項計畫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太虛即使使出了「渾身解數」，仍然無法挽救在時代浪潮衝擊下，危弱而衰頹的佛教。實際上，佛教的復興事業無法不受大自然外境的干擾，直接、間接都受制於政治及經濟的嚴重影響。可以理解的，在那樣的時代，戰亂不安，沒有共識、沒有經濟基礎，可以說人、地、時樣樣不協調的背景下，想成功一種思想性的文化革命是相當困難的，別說是複雜的佛教復興運動，就是一般的社會事業或民間的建設工作，恐怕也難逃失敗的命運，佛教改革運動的失敗，是大時代環境中無法避免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其實，若不談教育或僧制的整頓，筆者認為太虛對佛教思想的啟導，及時代觀念的引進，其意義要大於改革運動的本身。因為，改革事業可以是一時的成敗，而思想的轉移卻是歷史的工作，其影響則是全面而長遠的。太虛逝世於民國三十六年，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後，中國佛教再遭到被徹底破壞的黑暗時期，佛教復興的一線生機，藉由太虛龐大的思想著作及其下接受新式教育的僧青年，不斷的往海外傳播、延續。今日的佛教已經明顯的擺脫傳統環境的束縛，接納新社會文明的弘化方式；而領導臺灣佛教界，成功地推動佛教轉型－－包括教育文化、弘化組織及社會福利等各種傑出建設的教界領袖們，皆大都直接或間接的淵源於太虛的座下或法脈傳承（注九）；儘管傳統佛教，仍不失其中國文化的傳統特色和地位，但是「太虛精神」卻無形中影響，而且直接引導著目前的佛教走勢。因此，就改革事業的本身而言，太虛在當時固然失敗了，但是從現代佛教的發展趨勢來看，太虛卻是一位成功的改革著：他成功了佛教新時代的啟蒙運動，帶領中國佛教脫離傳統的封閉性格，走向現代化的新佛教領域；四十年來，中國佛教的發展路向，基本上是沿著他所開創的道路前進，在重要的規畫上，甚至未能超越太虛的規模。所以，成功或失敗，就歷史的意義來觀察，可能更為恰當而明顯。

　　其次，我們來看傳統的叢林保守者，對於佛教的革新究竟抱持怎樣的態度？保守派與改革派何以不能溝通合作？太虛進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工作，那些值得今日吾人借鏡的地方？

　　本文第二章談到，太虛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潮之前，已經受到中國傳統佛學的一番熏陶，故其日後雖然深受西方各種社會主義的影響，但其根本終不離於中國佛學的傳統思想，在傳統的基礎上，轉化並發展成其接納社會文明的新佛教運動。這樣的佛教革新運動，就歷史脈絡的發展，應該有其確當性：因為任何一種文化思想的轉移，在新、舊思想的轉型期，融化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是必要的，接受新的環境思潮，揚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是轉化的必要過程。然而，太虛的改革，一開始就得不到傳統叢林的諒解及僧界長老的同情，以致造成日後推動改革的障礙和阻撓，細究其原因，與太虛早期激昂的革命精神有很大的關係。舉例來說︰

　　第一、民國元年，他與仁山法師（一八八七∼一九五一）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仁山等激烈的手段，最後演成「大鬧金山寺」事件，仁山並在成立大會上，當眾向代表著保守勢力的金山寺挑戰道︰

金山寺內僧眾，倘能寫三百個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把頭剁掉。（注一○）

　　此舉給予傳統叢林無比的威脅和侮辱，這是造成其與保守派決裂的第一個主因。再者太虛「俠情噴奮」的革命精神，對於專權勾結、敗壞佛門的惡劣行徑，則以「摧折魔勢」、「建樹法幢」毫不妥協的態度與之周旋到底（注一一），引起各大叢林的不安，促使保守的僧界對新佛教青年的改革，視若洪水猛獸，敬而遠之。

　　第二、寄禪的突然逝世，使得太虛與傳統叢林間，失去協調的中介。八指頭陀寄禪為當時佛教界的領袖，對太虛愛護備至。「金山寺事件」後，寄禪勸太虛放棄「佛教協進會」，共同參與進行中的「中華佛教總會」，暫時緩和了新佛教運動者的尖銳氣焰。但是，不到一年，寄禪的逝世，使得協調的唯一中介突然斷裂，太虛失去精神的支持者，加上改革的挫折，使他灰心的閉關普陀作短期的沈潛自修；然而，出關後復興佛教的後續工作，仍得由他孤軍奮鬥的進行，沒有廣大叢林的支持，在經濟上、實力上他都必須單打獨鬥的闖出一片天下，這在當時佛教備受侵擾、佛化並不普及的情況下，自是十分的艱難！

　　第三、民國十四、五年，太虛深感新、舊派系的衝突對佛教的改革殊為不利，有意緩和彼此的對立；但是新舊派的局勢已經形成，加上「新僧」及在家居士的從中煽動，新、舊間的裂痕，已經不是太虛所能為力了。

　　以上三點，由於個人氣質的，或人為的，或環境的，各種逐漸形成的趨勢，使得新派的革新者，無法容納於廣大的保守叢林。那麼，傳統叢林對於佛教的改革者，抱著怎樣的態度呢？協助編纂《太虛大師全書》的續明法師（一九一八∼一九六六），曾經由傳統的叢林教育走入新式僧教育，他對新、舊派的對立，有一段詳細的描述︰

•••我對於法師（法舫），也可以說是太虛大師這一系的人，包括大師在內－－的印象是很壞的！因為這時候我所接納的教育，完全是佛教中傳統的腐舊的一些知識，耳聞目濡，不免中毒太深，對於太虛大師領導的這一面，頇然地表示鄙視、反對，覺得這些人都是為魔王使而來到佛法中破壞佛法的，那時對於弘化社刊，佛學半月刊等還有心翻翻，對於海潮音、現代僧伽，凡一切在大師旗幟下的言論，都認為是有毒的，是不屑一看的•••那時覺得佛教就是念佛、懺悔、看話頭、感應、持戒等一類的事，再好一點，學些分科判教，藏通別圓，或小始終頓圓就是了，除此以外，什麼佛教革新，又什麼整理僧伽制度論，這簡直是提婆達多再生，妄想要做新佛呵。（注一二）

　　由這裡明顯的看出，傳統的叢林教育者，曾經蓄意的迴避改革，排拒一切來自太虛所帶領的新佛教運動，也可以說，太虛由於早期的鋒芒畢露，加上本身性格及外在的環境因緣，（注一三）使得他與保守派的間隙日益加深；而保守派亦由於初期的反對，演成其後對改革事業的凡事阻撓；（注一四）新、舊派間的齟齬遂不可復合，而衍為中國佛教復興的歷史悲劇！

　　今日的中國佛教已經逐漸走近世界佛教舞台，無疑的，這是太虛曾經為這一代所做的貢獻。然則，如何使佛教走得更踏實平穩，如何避免重覆歷史的錯誤，這是所有推動佛教建設者值得深思、檢討的地方！個人認為太虛的復興運動，對今日佛教的啟示至少有三點︰(1)環境方面，佛教需要與政局保持暢通的管道，佛法的教化不離於世間法，在現實環境上，宗教無法自閉於政治、社會之外；佛教尤其需要充分應用現有的社會資源、人才資源，及科技資源等，發揮佛法與社會群眾的互動關係。(2)經濟方面，佛教事業宜有自主的、創造性的經濟資源的支持和永久性開發，以固保教育事業、弘法事業的貫徹與持續發展。「佛化」工作一再受困於經費枯竭的慘痛教訓，值得吾人警愓和避免。(3)教界方面，僧俗四眾必須團結合作。佛教事業，需要全體佛教徒的投入和共同參與，全體佛教徒的共識才是佛教成功的捷徑；尤其僧伽教育的培養，佛教統一學程的訂定，以及佛教學術領域的共同開發等，在在需要教界每一個事業團體的連線和合作；現代化企業型態的組織模式，值得教界去開發經營。在邁進全球性的國際社會中，佛教的現代化課題是︰佛教分子應以何種態度來關心佛教，參與佛教。

注　釋

注　　一　釋聖嚴〈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收於《從東洋到西洋》（臺北︰東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版），頁四五六。

注　　二　見〈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太虛全書》，第二十九冊，頁六三。

注　　三　〈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太虛全書》，第十七冊，頁四九七。

注　　四　見〈潮音草舍詩存〉《太虛全書》，第三十二冊，頁四七。

注　　五　太虛在〈答湯雪筠問〉曾說到︰「蓋吾十餘年來，凡關於宏揚佛法，振興佛教之舉，千端萬緒，應提倡者無不盡力提倡；馴至今日，乃百千萬億分中尚無有一絲一毫之成效可觀也。•••此佛所由往往言菩薩道之難行歟！」，見《太虛全書》第二十六冊，頁三四八。

注　　六　見〈復羅閣英居士書〉《太虛全書》，第二十六冊，頁二五九。

注　　七　同前注，及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四一八。

注　　八　釋常惺〈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收在《海潮音文庫》第二十二冊，〈整理僧伽制度論下〉，頁七三。見本文第三章「改革的挫敗」。

注　　九　例如，四十年代，由大陸遷臺，積極於佛學院僧眾教育的慈航法師，就是太虛的學生，其對於臺灣早期僧伽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再者，例如被譽為「當代佛學泰斗」的印順法師也是太虛的學生，他是目前影響臺灣佛學界最為深遠的一位精神長者；儘管印順與太虛的佛學思想路線不同，但是兩者對於現代佛教的發展、僧伽教育的重視及人生佛教的落實等，則是一脈相傳承的。其次，間接的法脈關係，例如：(1)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十餘年來，盡力於臺灣佛教高等學術、教育人才的培養，並且積極造就梵、巴、藏、英、日語文人才的聖嚴法師，其家師東初老人，就是太虛座下閩南佛學院的學生，並曾任焦山佛學院的住持。而中華佛學研究所所培育出的師資、研究人才及學術研究成果，已慰為國內目前佛教學術的研究重鎮。(2)推動佛光山建設事業的星雲法師，對於近年來臺灣佛教的普及，佛教信眾的推廣和深化，居功厥偉，而星雲法師也曾經是太虛座下新式教育－－棲霞佛學院的學生。(3)目前慈濟事業的創始人證嚴法師，在其現代化組織經營的龐大架構下，信徒已逾四百萬人，福利弘化遍及海內外，創造了臺灣佛教的另一個奇蹟。而證嚴法師的剃度（受戒）師，正是印順法師。以上數位，分別對於臺灣佛教的教育、思想、學術研究、信眾組織，及福利事業等，起著絕對的影響力，並且與本文所談的太虛的改革事業，在思想及實踐路線上，都是相一致的（尤其有關「人生佛教」的提倡）。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太虛的第二、三代，不但在傳承上與太虛關係密切，並且在實踐上，又都不約而同的走著太虛未完成的志業；其後續影響，關鍵著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值得吾人密切注意。

注　一○　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九五。

注　一一　〈太虛自傳〉《太虛全書》，第二十九冊，頁二五一。

注　一二　見釋續明〈我對於法舫法師之認識〉，收於《續明法師遺著》，見一二一○。

注　一三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八○五∼八一一。

注　一四　〈佛教應辦之教育及僧教育〉《太虛全書》，第十七冊，頁四八一∼四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