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密造像藝術初探

（一）顯密共奉，初露雜密

東漢至南北朝，梵華僧侶往來天竺，佛教盛行，雜密經咒隨之流布出現含有雜密色彩的造像。赤烏四年（241年）康僧會到建業設像行道，曹不興摹寫「西國佛畫」被譽為「佛畫之祖」。東晉戴逵父子曾造無量壽佛並觀音菩薩，又造彌勒佛。南齊陸探微畫面黃獠牙，金甲持幡踏獅神像，張僧繇畫行道天王，盧舍那佛，四菩薩，又畫孔子十哲像。北魏孝文帝初鑿雲崗石窟第7、8雙窟與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統四年第285窟中，各雕刻或圖繪有廣頭多臂、形象詭異的神像。

四川地區雜密造像起步稍晚，出自成都、新都、綿陽、茂汶一帶，元嘉至北周的多件造像中，數件疑與雜密有關。例如：綿陽東漢平陽府君闕被鏟去圖像又重新刻上的觀音龕，在成都府河出土的一件造像上有「大同元年（535年）邑子吳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養」鐫題。佛典稱：「毘盧遮那佛太陽之異名，除暗遍明之意譯，真言教之教主。大疏一云，梵音毘盧遮那者，是日之別名，即除暗遍明之義也。」[1]河南安陽東魏武定四年（456年）大留聖窟中造盧舍那佛居中，左彌勒右阿彌陀佛，窟壁鐫題「張岫造日光佛」。[2]法身毘盧遮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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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身盧舍那佛同為密教與華嚴的教主。成都萬佛寺藏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脅侍四菩薩、四比丘、二明王、雙獅雙象及博山爐。鐫題「中大同三年……敬造官世菩薩一軀明□天遊神淨土□□兜率供養□佛……。」（圖1）另一件，成都商業街出土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二菩薩脅侍的龕像，鐫題「齊建武二年歲次乙亥荊州道人釋法朗為七世父母師徒善友造觀世音成佛像一軀願生生世世永離三塗八難之苦面都請諸佛彌勒三會……」，龕後線刻交腳彌勒及供養人，萬佛寺觀音龕後線刻佛坐蓮台。據兩龕造像和鐫題及有關經文推測：

成都萬佛寺和商業街的兩龕觀音造像，均以觀音為本尊，涉及「兜率」、「彌勒三會」，建人間淨土。觀音彌勒並奉，顯密相涉，含雜密造像的色彩。

（二）禪密兼修，引密入禪

隋文帝立國，普昭天下營造經像，建寺立塔，重定門，大開習禪風氣，通行設齋，修懺，祈願，持律。有的禪僧兼習密咒引密入禪。鑿於北齊天保年間（550-555）的安陽小南海石窟，僧稠禪師建。窟內設盧舍那佛、阿彌陀佛、彌勒佛，窟門刻金翼鳥、虎頭人身像。隋開皇九年靈裕造安陽大住聖窟，窟內除設小南海石窟中三佛外，更刻千佛、三十五佛七佛、二十四傳法聖僧，各有提名。窟門刻那羅延神王、迦毗羅神王，窟名「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僧道場在鄴都講《智論》，傳持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6]可能是供禪定觀想，修菩薩行經五十二階位，達到「妙覺」極位，自覺覺他圓滿成佛。一說：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上：「是印度Sarnath與Ajanta等與西紀第五六世紀頃作風之流裔也。（一根數莖乃至數十莖之蓮座佛）今山西天龍山北齊時代之造像即以此為藍本。」[7]北齊曹仲達傳寫流布。《高僧傳》載：道場、僧稠均大弘禪業，神異奇迹聞名當世，「道法專經禪業也時行神咒」；神秀禪系義福弟子優婆夷未曾有，「嘗以諸佛秘密式是總持，誦《千眼》、《尊勝》等咒」；「長安四年（704）梓州僧釋清惠在少林寺坐夏，於山頂佛堂，念十一面觀音神咒」。大業元年（665年）天竺曇摩拙義「至成都雒縣大石寺，仰首望天，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為十二神於寺塔下」。大業五年（670）造巴中西龕第16號窟，主像已毀，殘留天龍八部、天王、力士、以及雙頭人物浮雕。門楣浮雕五佛，飛天伎樂圍繞，裝飾華麗，雕刻精美，似含密教色彩。

（三）菩薩裝佛與密窟

唐初，玄奘、義淨返長安，譯經含有密咒。「永徽二年（650年）阿底瞿多據《金剛大道場經》撮要，抄錄成《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其中有佛部、觀音部、金剛部和雜部，有佛頂法、彌陀法、觀音法以及彌勒、地藏、摩醠首羅天、那延羅天、四天王等」。密教以毘盧佛為最尊至上的根本佛，諸佛菩薩釋迦、無量壽、彌勒、觀音、文殊、普賢、藥師、地藏以及金剛力士諸天，各以自性輪身，正法輪身，教令輪身分別列入曼荼羅中。有貞觀四年（630）鐫題的茂汶疊溪點將台造多龕彌勒像，造「釋迦藥師龕」、「救苦觀音龕」。貞觀八年（6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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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臥龍山巨石上一面有碑文：「僧道密造」「阿彌陀佛並五十二菩薩」，浮雕西方三聖左右五十二朵蓮花上坐諸菩薩。其餘三面造彌勒佛、盧舍那佛、千佛各一鋪。大約永徽至顯慶（651-660年）大足尖山子崖群中造阿彌陀佛五十二菩薩，彌勒等龕，與之相近年代的法華寺石窟中，第8號龕造像鐫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地藏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可能造於初唐。龍朔三年（663年）通江千佛崖「阿彌陀佛龕」中浮雕五十二菩薩並地藏、龍樹二密像，顯密共奉。

菩薩裝佛的出現，開啟了雜密步入純密的進程。玄奘《大唐西域記》： 「瞿薩旦那國（即于闐，今之新疆和闐）勃加夷城……有佛像，高十餘尺，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對照。」建於西元第四至第八世紀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中的「裝飾佛陀，頭戴寶冠，紮有髮帶，頸佩瓔珞，著雙山衣，可能即是後來大日如來的前身。」[8]「金剛界大日如來似菩薩，作天人狀，頭垂髮，戴五智之冠……胎藏界大日如來如菩薩形，頭如髮髻狀如冠形。」[9]密教以大日為首的五佛均著菩薩裝。貞觀十九年，玄奘至西域返長安，曾攜回「擬婆羅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一軀，似第六世紀鹿野苑出土的釋迦如來初轉法輪像。佛座背屏左右側，浮雕奇獸鱷魚之頭形，如密經所說「六挐具」圖，其母形可追溯到印度紀元前一世紀的山奇大塔東門楣浮雕，作為佛的象徵菩提樹左右圍繞著怪異的獸群。類似以上的圖像也雕刻在武周石窟中：蒲江飛仙閣第60號龕造菩薩裝佛，脅侍二菩薩及著異族服裝的侍者二身，鐫題：「永昌元年五月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龕」，為最早有紀年題記菩薩裝毘盧佛，或彌勒佛的密像。與此龕主尊同為菩薩裝佛的第9號龕，龕中組合脅侍佛側菩薩、比丘、和著異族服裝的侍者天王、力士各二身，龕附近殘留「稚州平羌府校尉……」鐫題，[10]佛座背屏上浮雕「六挐具」奇禽怪獸，菩提雙樹間浮雕天龍八部。與之類似的密鑿造在廣元千佛崖景雲至延和（710-716）年間造「菩提瑞像窟」（圖3），更於右壁浮雕十比丘，左壁持香爐，合十，吹排簫，擊鼓，打板的樂隊一組。造像碑文中有「天后皇帝」等字，後蜀裝彩題記稱主尊為毘盧佛。另有蓮花洞三壁各造一佛，右壁佛著菩薩裝，鐫題「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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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菩薩裝佛龕均出自武周時期。「武則天崇佛道，重瑞應，符瑞圖懺為上下所同好，自後秘密之風盛行」、「載初三年（691年）沙門懷義、法朗等造《大雲經疏》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11]於是造彌勒佛之風盛行。貞觀十二年（638年）武則天曾隨父駐壁州（今通江縣），龍朔三年「奉詔造像碑」與「阿彌陀佛龕」一併鑿造在通江千佛崖。

（四）外地風格的影響

兩漢之際，四川境內無大戰，國富民殷。東漢時具有佛像特徵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樂山等地崖墓中。魏晉四川地區戰亂不止，人口大幅度下降，益州流民十餘萬戶遷往荊州，[12]仍有不少求法僧侶，不畏艱險翻越高山大河往來天竺與四川，劉宋時四川漸趨安定。《南史》記載：天監十三年（514年），梁武帝授武王紀為益州刺史，「南開甯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角渾，內修耕桑鹽鐵，外通商賈之利」，腰纏百萬的富商在此出沒，西域商人何妥「事梁武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續高僧傳》卷25釋僧先 「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行賈達於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新城郡牛頭山。」南齊梁初（494-579）僧付、惠韶、釋民達等入蜀，惠韶應武陵王邀，令講請觀音。《南史》列傳十三記：天監（502-519年）中張僧繇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太清初（547-549年）在成都為武陵王紀畫像。「位於西南交通樞紐的成都，既是商賈貿易的大都會，又是傳播佛教藝術的通途。當時成都佛事之盛僅次於建業和荊州。

「米芾《畫史》記張僧繇『畫宮女面短而豔，畫胡僧蕃奴詭狀殊形，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皆參其貌，』造型處理工整之中兼有粗放寫意韻味。其畫風也顯示在成都萬佛寺南朝造像上。菩薩造像清麗瀟灑，面短而豔，衣薄貼體飄逸，天王蓄髯形象怪異。齊梁時梵僧多來自扶南、占婆、東南亞藝術將精神與肉體、崇高與怪異相結合的特點與南朝畫風融為一體」。[13]萬佛寺有的菩薩佩華麗的長瓔珞，扭身聳臀，薄衣貼體，顯露出肉體之美，妖冶的風姿，在深篤的宗教感情中蘊藏著神秘的異域氣息。南朝文學藝術名家輩出，《南史》崔祖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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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曾派譴使團往建業、工藝名家蔣少遊「圖畫而歸」返洛陽，「青州、四川造像受南朝影響」。[14]南朝造像遺迹罕見，精品盡出自成都，「除規模無法與北朝抗衡外，但就藝術造詣而論，與北朝相較並無遜色。[15]

隋帝崇尚佛道，鑄金銅像不計其數，文帝將南陳所藏書畫八百餘卷遷回珍藏，煬帝派杜行滿出使西域。大業五年楊廣去河西，出巡張掖、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國，西域諸胡男女歌舞迎謁於道。隋末唐初，玄奘大師因關中事亂，高僧多避居蜀郡，乃轉而之蜀。[16]貞觀十七年至龍朔三年（643-663年）王玄策四次經吐蕃出使西域，雕繪巧匠宋法智隨行，攜回聖迹和佛像，唐京道俗竟相傳摹，「菩提雙樹下彌勒圖」，可能傳摹流布四川。四川石窟初唐至盛唐的廣元、巴中、通江以至蒲江等地龕窟，菩薩裝佛坐菩提雙樹間，浮雕《六挐具》圖於佛座背屏上，奇禽怪獸較龍門石窟樹下彌勒圖變化更為多樣；壁頂和樹間天龍八部，飛天在漫天花雨中翺翔一如敦煌壁畫。隋至初唐菩薩豐腴多姿，微扭腰身，佩華麗的長瓔珞。衣褶處理如畫師運筆，轉折起伏，連綿不斷，有繪畫韻味。初唐蒲江，廣元造像中鼓樂圖、異族侍者採自世俗，雕塑精美不亞龍門石窟。川北廣元、通江造像可能是長安畫樣的變體，開龕鑿窟出於武后旨意。川西南：「蒲江的寶冠佛及其寶座源自波羅模式。印度造像到達四川，通過緬甸和雲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來處理外國模式，以便適應本地的口味，四川藝術在接受外來影響方面，從未成為被動的鏡子」。[17]《法苑珠林》卷29： 「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域瑞像無窮……除行傳外，范長壽別撰西國記六十卷，中國畫四十卷，今不傳」。四川的地理位置，繁榮的經濟文化，有利於通過多條渠道，吸取外地營養與本土文化相交融，創造出多元揉合、異彩紛呈、富於地方色彩的石窟藝術。從貞觀至開元出現的上述造像上可見四川與外地在佛教藝術上的交流和影響。

（一）大造密壇曼荼羅

密教系統譯經和正式傳授，始於開元三大士入長安，蓮花生進吐蕃，阿叱力到南詔。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譯經、建寺，造像，設壇灌頂，祈福禳災，廣為四眾授法。所譯經典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卷，收入大藏，依經造像壁畫雕塑遍南北寺院石窟中。

四川地區依密經造像活動進入盛唐逐漸增多，迄至前後蜀，主要分佈在川北、廣元、巴中、通江，川西南樂山、夾江、丹陵、仁壽、蒲江，川東安岳、大足、合川等約五十餘地區。盛唐依密經造藥師佛作為主尊、脅侍二菩薩二力士，以及雙獅共一龕，《始寧縣誌》：鑿造於「巴中始寧寺後，精美絕倫」（圖4）。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開元初，成都妙積寺有尼魏八師，常念大悲咒……僧法成自言能畫，劉意兒常合掌仰視，然後指授之……後塑先天菩薩像凡二百二十四首，首如塔式……先天菩薩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分三卷往上都流行」。安岳臥佛院千手觀音像可能造於此時，開啟了四川地區大造密像的先河。

天寶十五年至乾符二年（756-875年），吐蕃、南詔侵擾川西南地區，歷時一百二十年，直至晚唐乾寧，光化（894-898年）大造祈福、禳災、護國的儀壇尊像。千手觀音，毘沙門天王造像常在龕群中占主要位置引人注目，造尊勝經幢較為普遍。地藏十王，如意輪觀音，珂勒帝母，行道高僧，相繼鑿造。仁壽牛角寨彌勒大佛側壁造毘沙門天王，樂山凌雲崖大佛兩側崖壁下，左右二龕護法神，高冠長裙、飾瓔珞如密像。巴中南龕中造毘沙門天王與觀音，榮縣羅漢洞造毘沙門天王與尊經幢等多樣組合造像。唐末天下大亂十國分離，四川相對安定，前後蜀仍造像不斷。鑿窟開龕主要分佈在川東大足、安岳、合川、資中、樂至、廣安等地。大足造像成群集中，內容與形式較具代表性。觀音地藏或觀音地藏十王多龕造於此時，尤以地藏小龕較多。永平五年（915年）造大威德熾盛光佛並九曜，廣政十七年至十八年（954-955年）造藥師琉璃光佛，八菩薩、十二神王、十佛、地藏，尊勝經幢共一龕（圖5），類似藥師龕也雕刻在資中、安岳等地。樂至報國院造「大悲千手觀音與觀經變」，白衣觀音與地藏組合。

（二）顯密造像並列或相涉

中唐巴中一佛五十菩薩圖中或有地藏尊像，或與彌勒、觀音共刻在一處。通江佛日崖造雙身或三身彌勒佛與地藏觀音並列，邛崍石筍山、丹陵劉嘴、鄭山，將千手觀音龕與觀經變龕並列，為了祈福現世及彼岸。在資中、夾江、邛崍等龕群中可見千手觀音、毘沙門天王、維摩、觀經變、華嚴三聖等顯密造像共一崖壁。尤其是石筍山龕群，龕窟排列規整，似有意安排，以示顯密並奉，僧人顯密兼修。「唐代僧侶大多兼習諸宗，而律宗與密教似尤多關聯」，[18]日本臺密宗師「最澄……大師在唐一年，其所學法門遍及圓、密、禪戒諸宗，稱之為四種傳承」。[19]

（三）雕繪並舉，相得益彰

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建成都大聖慈寺。宋．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總九十六院、樓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夾紳雕塑不與焉。」以朝廷待詔及長安畫壇名家為主的畫壁多屬密教。諸如：孫位畫「行道天王」仿張僧繇「戰勝」，趙公祐畫「天王部眾」，范群畫「鬼子母」、「水月觀音」、「大悲變相」、「八明王」「藥師像」，盧楞迦畫「行道高僧」，辛澄畫「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如意輪菩薩」、「泗洲大聖」，張南本畫「孔雀明王變相」，杜齯龜畫「毘盧佛」、「十二面觀音」，趙溫奇畫「千手觀音」、「北方天王」，蜀人左權畫「千手眼大悲變相」，仿吳道玄「地獄變相」……。天福年（936-943），雍州趙德玄入蜀，攜來梁、隋、唐名畫百本。後蜀孟昶設立畫院，《五代名畫補益》記當時名畫，雕繪巧匠以四川較多，繪畫藝術與南唐抗衡，不僅是全國兩個繪畫中心之一，也是密教造像最活躍的地區。廣元觀音崖鐫題：鑿窟造像「召善鑿之良工，訪精能之巧畫」，綿陽西山觀石窟壁有大聖慈寺名家張南本題名。壁畫名目常見於石窟，「名目雖同，形狀無一同者」，寺院壁畫與石窟雕刻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競放奇花

四川地區大造密像之時，有曾受金剛智灌頂的中書侍郎杜鴻漸，[20]永泰二年（766）兼劍南節度使「統轄四川」；[21]成都唯上受業於慧果；天寶時，嘉州（樂山）凌雲山上建烏尤寺、鑄烏尤像（濕婆妻烏摩為密教主尊之一）；[22]大曆年間（767-779年）長安章敬寺僧馬采到邛崍造像弘法；會昌七年（841年）當吐蕃藏王滅法時，有藏饒薩等滿載律藏到西康設壇灌頂至後弘期返回；永和七年（837年），曾在河南金闕（谷）寺出家受灌頂的洪照師入蜀，住綿州大安寺，其門人修持三密，設壇降魔，真言驅邪，咒水治病救人，於山崖造鬼子母尊龕；[23]眉州知玄，曾習瑜伽法門，大中年間返川，著有《慈悲水懺法》，僖宗賜號「悟達國師」。大中九年（856年）嘉州柳本尊專持大輪五部咒，設道場於嘉州、成都、金水一帶，自殘肢體供佛，咒水治病驅邪，為人治病，受到前後蜀主的嘉獎，為南宋趙智鳳建寶頂山道場推出教主。柳本尊似吐蕃甯瑪派單傳咒師，為人誦咒驅邪治病如洪照師門徒，蓄長鬚同南詔「梵僧」。西昌昭覺地區屬南詔、大理政權範圍時，在昭覺造南詔阿叱力教道場，祈福驅邪，禮拜南詔君主：四川密教造像受到南北地區多元影響。

《益州名畫錄》：「蓋益州多名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當事之秋，是時畫藝之傑者遊從而來，故其規格楷模無處不有」。石窟造像與之相同，不少精品，顯然出自名家手筆，可追尋名畫圖像的佈局和造型的筆蹤。四川唐五代時期造像活動多與周邊地區交流發展演變呈現新風。安岳臥佛院開元間造千手觀音立像，三頭六臂其餘手線刻壁上，如龍門石窟東山造像。中唐邛崍石筍山等地千手觀音結跏趺坐於多級蓮台，除四十手外，其餘手規整排列於多層同心圓中向外輻射，二十八部眾排列左右。晚唐大足，資中造千手觀音像善跏趺坐，下跪豬頭人身、象頭人身及一貧一富人物，仰首望菩薩手中的甘露、金錢，類似圖像可見於敦煌壁畫。丹陵鄭山，劉嘴的千手觀音龕構思奇妙，技法精湛，菩薩身側浮雕如意輪觀音四臂，六臂、多臂變體圍繞。天王站立龕門，帝釋和二十八部眾、水神、火神、風神、地神以及守護持咒一切天龍鬼神眷屬近百身，分為左右二組，成群結隊，各持器杖，揮臂吶喊，簇擁為首者聚集觀音菩薩座前（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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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聯想到《益州名畫錄》記：「孫位仿潤州張僧繇畫壁《戰勝》，天王部眾人鬼夾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戛出，欲有聲響。」石筍山造千手觀音像龕，雕刻半裸、大乳、鼓腹的婦女，有身披大衣如彝族「卡爾瓦」者世俗人物。

唐天寶七年詔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各城西北偶置毘沙門像，元和時（806-820年）資中北崖「毘沙門天王頌」天成四年（929）造像碑中，記抗南詔兵入侵成都，毘沙門天王大顯神力事。四川各地造毘沙門天王像單身最多，有的同一崖壁多達三或四龕，體態造型和服飾有變異。內江龍翔山一坐式像畫樣可能出自長安寶應寺唐代名家韓幹壁「側坐毘沙門天王圖」，仁壽牛角寨彌勒佛側壁毘沙門天王戟上掛旗，手托佛塔，服飾均與南詔、敦煌造像相同，形象特殊或有可能傳自吐蕃。石筍山造像高達四米，足踏地神，同一圖像與大黑天神雕刻在雲南石鍾山八明王側。大足北山晚唐造毘沙門天王腳踏三夜叉、諸藥叉、羅剎以及男女眷屬擁立左右，人物造型、構圖佈局類似敦煌「天王渡海圖」（圖7）。

四川石窟中最早有紀年的地藏十王圖，鑿造在綿陽魏城龕群中，中和元年（881年）造此龕，地藏座前雕刻七身閻羅王坐案後及罪人受刑圖，鐫題設七齋供七佛水陸懺文。廣明年間（880年）內江一龕地藏十王兩司及罪人過堂量刑圖（圖8），似南宋寶頂山道場地獄變的雛型，與敦煌莫高窟地藏十王木板畫類似。[24]莫高窟五代宋初寫經卷子《佛說十王經》題：「成都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唐五代時期四川石窟造像與敦煌莫高窟多有趨同，造像時間大致同步，交光互影，脈絡相通，同受中原影響或彼此交流。敦煌、南詔、吐蕃與四川地處西南，鄰近邊陲。成都地扼北方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的樞紐，多條道路在此交錯。東順長江至江南入南海；南下滇、藏進天竺；北上長安，東去洛陽，西過河西走廊，出敦煌通西域；或由川北松茂沿青海黃河南，與河西走廊南北並行的「河南道」出敦煌。川、滇、藏、甘地區佛教傳入最早，造像持續時間最長，交流往來最為活躍，敦煌莫高窟與吐蕃寺院壁畫，塑像以及遍佈四川各地的石窟群和南詔石寶山等多處造像密教壁畫與雕塑藝術遺迹最為弘富輝煌。在四川西昌地區的昭覺縣通往南詔的古道深山密林中，此地屬南詔政權範圍時，開創了一座密教道場，祈福驅邪，禮拜諸佛菩薩，梵僧和君主。道場面積約四百四十平方米，在十六座巨石上，以陰紋線刻略有起伏的雕刻手法，雕鑿佛、菩薩、明王、梵僧、佛涅槃圖，以及男女生殖繁衍圖及漢式、梵式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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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上殘留漢文咒語。可見，滇、川、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影響（圖9）。在高約九米寬十七米的崖壁上，雕刻南詔王出行圖，南詔王及其隨從六人，握繮躍馬奔跑，人物形象和犬馬動態相當生動，諸佛、菩薩、明王及人物的造型技法顯示出濃郁的地方風格。盛唐至中唐，菩薩多濃麗或俊秀，衣褶處理出現了吳道子所創「蒓菜條」，其勢圓轉，衣服飄舉。晚唐菩薩體態端嚴，服飾簡淡，「吳帶當風」的韻味已漸消失。中唐經變中人物、護法部眾、鬼神「奇迹異狀」、驚心動魄。天福中（936-943年）釋貫休入蜀，大足前後蜀造像集中在北山，羅漢和千手觀音龕像上，透露出禪僧寫意風格，以大刀闊斧的手法處理，雕塑技法正在醞釀新的變化中。盛唐至前後蜀，四川不少密教造像雕刻精湛，神韻足，品格高，展示本土風格，精品最豐，與敦煌石窟壁畫競放奇花異葩，美不勝收。

（一）密壇曼荼羅的新天地

趙宋王朝在與遼、金、西夏、大理、吐蕃諸政權的對峙中，時戰時和互通有無，彼此交流，經濟文化發展超越隋唐五代，躍居世界前列。自宋初印僧天息災、法天傳佈新譯密經，施護、法護等十五人，也相繼譯出新經，兩宋共譯經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典籍最多。印度晚期密教傳入，理學興起，佛教諸宗相涉，儒釋道交融，迅速在南北各民族地區傳播，產生了複雜的派系，密教藝術隨之發展演變。晚期密教尊師重口傳，阿闍力派系不同，對顯密經典和曼荼羅的解釋各異。以大足石窟為代表，題材內容豐富龐雜，藝術表現形式變異多彩，展現一片新天地。

大足石門山，北宋紹聖年間（1095-1098年）已造水月觀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靖康之亂，宋室南遷，紹興年間開龕鑿窟連年不斷。水月觀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不空羂索觀音、數珠手觀音、如意輪觀音、摩利支天等密壇曼荼羅龕，鑿造在大足與北山為中心的十餘處山崖中組合成群，構成祈福禳災護國的道場。建炎二年（1128年）鑿「如意輪觀自在菩薩」一龕，造像設置如菩提流支譯《如意輪陀羅尼經》內容：「西馬頭觀音，左一髻羅剎，南四面觀音、天帝釋諸天眾、苦行仙眾、藥剎眾、七星大眾、地天、大梵天、諸梵天……數十身」。靖康元年（1116年）「都作伏元俊造孔雀明王菩薩佛母」窟，菩薩四臂乘孔雀、壁面浮雕千佛。同年伏元俊造彌勒下生經窟鐫題：造「彌勒泗洲大聖」，可證與彌勒毗鄰的窟中三尊像即以泗洲大聖為主尊，左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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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可能為傅大士，主尊造型與宋景祐至慶曆年間造浙江瑞安惠光塔出土的「泗州大聖」完全相同。左右二相當與「彌勒下生」有關。南朝齊梁時，寶志與傅大士均業禪，傅大士自稱「彌勒分身世界，廣度眾生」；施行救災濟貧，護世退敵，神通顯於世。三人或為觀音化身，或為彌勒分身，均顯神異，奉者如狂，為密教所崇奉。

紹興年間依天息災新譯《大摩里支菩薩經》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渡，置摩里支天女像於西湖畔中天竺寺。大足北山造像如經所說： 「摩里支天女身如閻浮檀金光明如日，頂戴寶塔著紅天衣，腕釧耳環寶帶瓔珞，及諸雜花種種莊嚴，六臂三面三眼光明耀，唇如曼度迦花，於頂上寶塔中有毘盧遮那佛。」嘉佑四年（1059年）蘇洵作《極樂院造菩薩記》中有「解冤結」菩薩，此菩薩名又見於安岳千佛寨慶元二年（1196年）造像中，此菩薩造像樣式在大足石窟最多，與新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所說吻合，三面六臂女神座下有下跪合十或頭上露善惡兩面飛翔的「羅剎利童子」。

（二）顯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印度密教在與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相交融中形成，與《大日經》、《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其中含顯密教理，以密為核心，修習教相、事相二門。宋慶曆二年（1042），印度兼宏顯密的毗訖摩尸羅寺阿底峽尊者應邀入藏，阿底峽著《菩提道燈論》兼弘顯密，由顯入密。「道頤著《顯密成佛心要集》二卷，調合密教與顯教，使大日與華嚴一致。又慧克著《密咒圓音往生集》使結合密咒與唸佛，又覺苑著《大日經演秘抄》完全調和華嚴與密教。」[25]在敦煌、大理都有顯密並奉、顯密相涉的造像。莫高窟西夏晚期洞窟中「在壁畫上把顯教經變與密教曼荼羅並列一窟，把中國菩薩與印度、尼婆羅菩薩同畫一堂，把漢密、藏密排在一起。」[26]「《宋時大理國畫工張盛溫畫梵像》其包涵真夠得上龐雜豐富，不但大理國王、宗教於此可見，舉凡密宗、禪宗、中國、印度、尼泊爾、爪哇一帶的宗教影響，都可據圖指點。」[27]大足石窟宋代造像群不僅顯密並列，而且顯密、佛儒道三教彼此相涉，趨向融合，可見周邊地區及外域的影響。紹興六年至十四年間（1136-1144年）以釋迦牟尼佛無量壽佛或毘盧佛為主尊，脅侍《十聖觀音》的幾個大窟，含修菩薩十地內容，分別在石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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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高山，佛安橋鑿造。北山佛灣政和六年造普賢神變窟，諸菩薩頭頂彩雲，顯現瑞像中有如意輪觀音，數珠手觀音，不空羂索觀音等；轉輪藏窟中造釋迦、脅侍觀音、勢至、普賢乘象，不空羂索觀音，數珠手觀音，文殊乘獅，寶印觀音，白衣觀音：設華嚴、禪、密諸宗尊像於一窟（圖10）。北山七級多寶塔中設置顯密諸佛菩薩像，組合釋迦與龍樹、地藏，釋迦與孔雀明王不空羂索觀音，阿彌陀佛與如意輪觀音不空羂索觀音。道人邢通道為報母恩，又造「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小龕五十餘，依善財參拜善知識內容順序佈局，逐級造像嵌於塔內外壁面，似讓善男信女登塔觀像中，領悟善財參拜諸善知識成佛的歷程，佛法就在世俗生活中。塔內造像從底層至第六層「娑婆雙林示寂式」龕前，似含有成佛孝親報恩思想。此龕內容依經所說，佛涅槃時，佛母降至雙樹間， 「如來為諸不孝眾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塔內造像整體佈局與瀘州報恩塔大同小異。宋以儒治國，興理學、崇孝道，契嵩、宗賾、智園、宗杲等繼宗密之後，佛儒合唱，行孝報恩，忠君愛國。漢州柳本尊院，高宗、理宗、常禮之。南宋大足僧趙智鳳雲遊柳本尊院後，建寶頂山道場。規模宏偉整體佈局的寶頂山道場造像群，以「看轉大藏、普為四恩」為宗旨，孝為成佛之本。由四方結界，教相道場，「報恩圓覺道場」，事相壇場等組合華嚴、淨土、禪、密諸宗經變及密教儀壇。為顯密相涉、佛儒交融，以教主柳本尊為皈依，由顯入密修瑜伽本尊成佛報恩的專修道場。教相道場造像主要有《毘盧庵》，佛涅槃，廣大寶樓閣，六道輪迴，父母恩重經變、大方便報恩經變、觀經變、地獄變、柳本尊十煉圖；「報恩圓覺道場」有圓覺洞、牧牛圖、正覺像（圖11）；事像壇場有祖師塔、灌頂壇、理趣會禪室、佛報恩經禪室，「毘盧庵」禪室等。[28]（圖12）「在中國本部密宗道場之有大宗石刻者，亦誠此一處，誠中國宗教上重要遺迹也。」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在安岳石羊鄉與大足毗鄰約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區有多處密像：毘盧洞柳本尊十煉圖與寶頂山道場造像有趨同變異，「寶岩」窟中毘盧佛居中，左柳本尊右釋迦，如此組合似確定柳本尊居佛位，文獻記此處有「水井殿」，疑此地造像為灌頂而設；孔雀場造孔雀明王窟並經目塔一座，似為祈雨禳災壇場；茗山寺崖壁鑿高約五米巨像多尊，鐫題「現師利法身」文殊像及毘盧佛脅侍文殊普賢像，壁面浮雕滿月圓龕中坐佛並鬈髮僧。更造有與寶頂山道場類似的護法諸神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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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法輪塔一座，第一級上雕鬈髮僧四身。此處造像突出文殊師利菩薩，含有護國思想，如唐大興寺設文殊閣，代宗親書「大聖文殊鎮國之閣」[29]以上三處造像及箱蓋山華嚴窟，大佛崖庵堂寺中佛冠上有柳本尊或鬈髮僧像。安岳五處造像與寶頂山道場造像趨同又有變異，因而有兩處造像，一個中心的說法。佛教在中心寺院之外另設子院，唐宋均有先例。[30]安吉娜在〈兩個部分一個藝術中心〉文中說：「安岳縣的幾處佛教造像……這些浮雕位於大足縣以外25至30公里的地方，然而如此的相似性和重覆這些造像有更深的意義。我的看法是，安岳的上述佛教地點，是進入寶頂山進香圈的一部分。」[31]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大足寶頂山道場「六耗圖」鐫題「彌勒化身傅大士作」，此南朝齊梁時傅大士曾著僧衣、道冠、儒屨見梁帝，「表示中國禪的法相是以儒行為基，道學為首，佛法為中心。」[32]宗密《原人論》云：「孔、老、釋迦皆至聖」。北宋張商英比三教於藥，《護法論》云：「儒治皮膚之疾，道治血脈之疾，佛治骨髓之疾」， 「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腳之不可缺一也。」元豐五年至元佑五年（1082-1090年）大足石篆山造三教龕群中毘盧佛龕，地藏十王龕，珂利帝母龕與老君龕，孔子及十哲龕並列；佛安橋造三教窟以毘盧佛為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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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道右儒，脅侍尊者，地藏等：密教尊像進入三教窟中。鐫題「嘉熙四年」的安岳石羊鄉三教窟「大般若洞」與華嚴洞毗鄰，華嚴洞中射出光柱，標六字真言中「唵」字，般若洞中射出光柱標字可能即「化」字。佛典稱「化，教化也，即教人轉惡為善，又，以通力變現種種之相」；吐蕃寧瑪派之教義分為三部，第一部「化」在這個境界中，產生無欲（般若）。兩窟造像透露出在大足與安岳的華嚴、禪、密諸宗交光互影，溶入佛儒道三教中。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藝術的峰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