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從中國佛教的發展狀況來看,幾乎每一個以儒教為國策的王朝們,都會有控制佛教過度發展的政策。清王朝當然也不例外,如:清廷對禁止寺院私建、私度僧尼,以及淘汰僧尼等規定,早在未入關以前,皇太極時期就有明文規定,都是出於控制僧團勢力、減輕民困的需要。而此後的清朝歷代君主,也會發佈一些以佛教為主要對象的宗教政策。

  但是,據本文的探討,從清初諸帝對佛教的信仰態度、以及用修繕寺廟為清廷一貫的佛教政策來看──清朝前期的幾位統治者,除順治篤信佛教外,其餘也都不太反對佛教。只是個人信仰是一回事,國家政治才是主要考量。所以,入關後的順治與康熙在護持佛教之餘,仍極力倡導儒學,利用儒家學說作為政治思想,維繫國家政體的意識型態。對於方外之教,清朝前期的君主,除順治與雍正外,則一貫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對於佛教雖不反對但也不太重視。清廷的宗教策略雖然大體沿襲明朝,但與明朝相比,尤其是具體的執行過程,清朝也有若干變化。如雍正修訂順康二朝的《清律》條例,而頒發刊行的《欽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以及乾隆停止發放度牒制度。

  單就雍正而言,其對於順康二帝的佛教政策,幾乎是全盤接收,舉凡建寺護僧、題額賜匾、親撰碑文等,一一採用。若是順治、康熙曾巡幸的寺院,雍正也特別注重那些寺院的維護,對於順治所景仰的玉琳琇國師門下法嗣所駐錫的寺院,雍正還主動關心寺院的維持與修繕情形。而雍正對中國佛教的治理情形,也承襲乃父乃祖以來的法律限制。許多雍正對佛教的處置態度,看似過於嚴厲,其實並非雍正所初創,而是沿襲皇太極以至康熙時期所形成的一些制度,只是雍正執行的更為嚴厲。如《清律》中的僧道犯罪,該還俗者,發放原籍;若所犯事涉及軍民刑律,則更加嚴厲處置等等條例,這些大多是沿襲清朝開國以來的舊律。但雍正在沿襲之餘還加了一條,即僧道干犯法紀,勒令還俗後,永不許再復為僧道,以維護佛門及修道者的品類清淨。此外,雍正特欽定一則條例:「凡僧道犯法,問擬斬絞免死,減等發遣及軍流充徒;枷號等罪者,俱勒令永遠還俗。」[1] 此舉也算是對犯罪的僧道格外開恩了。

  雍正除了繼承順康二朝的佛教政策外,清初佛教的特質也帶給雍正思想方面相當的影響。清初佛教「禪淨無二」的參禪走向,與「念佛禪」的風行,形成了雍正「念佛不礙參禪」的觀念。同時,雍正在「反對喝佛罵祖,重視真參實修」的原則下,還以帝王身分提倡「禪淨融合」的思想風氣,雖然助長了佛教淨土信仰的發展,但卻對原本就已頹敗、萎靡的禪門宗風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為禪淨無二的風氣愈盛,禪宗想走回原創時期的純粹禪風愈難,如此的負面影響恐怕是雍正始料未及!

  此外,雍正在內廷大開法會,廣收門徒、賜予佛徒封號、任命住持、表彰高僧,如此大力干預佛門事務則最受後人批評。尤其是打擊漢月法藏一派之事,無論他是以帝王權威或是「已經開悟」的禪門宗師立場來批判漢月、整頓禪門,都杜絕不了後人的悠悠之口,原因只在於他的「九五之尊」。其實,筆者以為,若從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特點來看,就不難理解雍正這位「佛心天子」的心態與立場。

  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王權高於一切,也是「天命」、帝王則是「天子」,所以當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立年號為「天命」,為的就是要說明抗明是「天命」所致。而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論及清朝得統之正時,也以「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2] 之語,來論證其君臣大義、清朝得統之正。雍正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論證「天命」的不可侵犯,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就是為了要說明王權的至高無上、不容侵犯之理。這是中國封建主義社會裡,無論怎樣的改朝換代,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封建思想都不會改變,更不會因宗教信仰而改變帝王封建極權的思想。

  但反觀佛教發源地印度,在印度的四性階級中,婆羅門也就是祭司(相當於現今的神職人員),高於剎帝利(也就是皇族)階級;同時在印度將佛法視為「無上正等正覺」,並有一定程度凌駕於統治階級的王權、王道之上,而修行者等方外之士,亦不受王道制約。雖然中國佛教乃承襲印度佛教,但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適應中國的民情,與印度所流傳的佛教早已有相當大的轉變,這佛法高於天子、王權、王道的觀念,在以儒家思想為統治者思想的帝王身上,是看不到的。相反的,佛教反而有賴於帝王的支持,才能更加發展與流傳;反之,它的生存與發展就可能受到威脅(如漢月的三峰派因雍正的重挫而沉寂)。

  佛教長期處在帝王的制約下,即便其勢力再大,也無法凌駕於帝王「天命」之上,反而為了能更加獲得帝王的擁護與大規模的發展,佛教也必須為王道服務,譬如:唱讚祈求國泰民安、祝賀皇帝萬壽無疆……,因而僧侶的參與政事與深受帝王的制約也是情理中事。同樣的,政治統治也需要宗教思想在某一方面的輔助。以清朝而言,佛教「輔助王化」的特殊作用,便是讓清廷以尊崇西藏佛教為國策,這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3] 而,佛教自傳入中國後,也逐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民俗風情相融合,特別是隋唐之後的中國化佛教主張「入世」即「出世」,尤其是隋唐幾個較大的佛教宗派,都與統治者的關係十分密切,深深地滲透到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歷代的統治者要想「治國、平天下」就不能忽視宗教信仰在社會中下階層的影響,尤其佛道更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勢力,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可資利用之處。但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宗教的影響力轉為己用,才是上策。雍正的融合儒釋道三教,除了思想上的會通之外,是否也掌握了這一要點?容有想像空間的。

  再者,從歷朝以來的統治者,都將佛教僧尼都等同兵民的司法管理,反映出僧眾出世與世俗間關係的模糊,僧眾再也不是「方外之人」。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佛教發展中的入世傾向與日益突顯的世俗化趨勢,使得僧眾既被要求應達到有如聖人般的道德標準與形象,同時卻受到越來越多來自世俗方面的要求。就如雍正雖是以「居士」自居,但他也是依世俗角度的標準與統治者立場所持有的道德規範,來要求僧伽應有清淨的形象、如法如律的行為。因此,若僧眾干犯法紀,在雍正眼裡不單是世法所不容,更為佛法所難容,須勒令其還俗,以免破壞僧眾原本清淨的形象,而使佛教遭到俗人的道德譴責。以王法過分干預佛法,從佛教立場而言並不恰當,但從現實某一角度來看,雍正對佛教僧眾的司法約束,看似嚴厲,實有助於整頓佛門的龍蛇混雜。

  雖然雍正學佛日久,也儼然以禪門宗師自詡。但依筆者觀之,在雍正的思想深處,無論其佛學造詣多高、禪宗境界多深,終究離不開其身為統治者的身分與帝王的意識型態,這也是致使雍正言行矛盾之處。

  誠如雍正自己所言:「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開堂秉拂之人」[4],可見雍正雖熱衷佛、道思想,更進而提倡「儒釋道三教同原」,但是,在信佛、崇佛,大談佛學思想之餘,除了不與統治者的政治理念相牴觸外,雍正也不忘自己的本分。再者,中國自古以來即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天下的一切盡歸天子所有,哪怕是人們的思想、社會的意識型態,亦不離帝王的掌控;尤其言論思想最不得自由,這從清代屢屢發生的「文字獄」案可以得知。雖然古代有「民為重、君為輕」的說法,但這不是「檯面上」說的話,因為這對君王的專制統治是不利的。更何況,以君王崇高的威望和絕對的權威,更不允許灌輸臣民這種「民本思想」。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雍正,就不難理解雍正為何在政務已經非常繁忙,卻還要費盡心思剷除他所認為的「佛法中之魔」、介入「密漢之諍」中?原因就在於漢月的《五宗原》思想與雍正的佛法知見相牴觸;而潭吉的《五宗救》與「密漢之諍」所涉及的「師承倫理」、「君臣大義」又觸及雍正統治者的封建思想,再加上漢月師徒及其門下深涉世法與士大夫結交,一一觸犯了雍正的封建政權與禁忌。在與雍正雙重身分的思想皆有所牴觸下,漢月與潭吉怎能逃過被雍正嚴聲批判的命運,而雍正也不惜「以人天子與匹夫駁」。

  因此,雍正在政務之餘,還要親自編纂《御選語錄》、《揀魔辨異錄》,主要是為了提倡他多方面的思想主張──「禪淨合一」、「五宗同源」以及「儒釋道三教同原」等思想。同時,雍正在倡導佛教內部不分宗、不分派,諸宗一致之外,也屢屢頒發上諭提倡儒釋道「三教合一」,意圖將三教融為一爐,使其不互相詆毀,並欲提昇佛教等同中國傳統以來的儒、道地位。因此,雍正以佛教徒身分自居,除了本身的信仰外,實際上也有政治上的需要。

  總而言之,雍正存在著宗教家與統治者的雙重身分、眾生平等與封建獨裁的基本矛盾,這雙重身分所造成的矛盾,自然導致雍正,時而以獨裁君主的身分殘忍的打擊政敵,或嚴厲鎮壓社會下層的各種反抗運動;卻又不時以悲天憫人的護教者姿態頒發上諭,呼籲時下釋徒力求真參實修,儼然佛門宗師。

  雍正雖然身兼人王與法王,但他對這兩種孑然不同的身分,顯然應付自如。從政治角度來看,雍正這一位「勤奮」的帝王,他對有清一代的貢獻與影響,自不在話下,他的歷史地位與功過,已俱如第三章所示。無疑的,雍正是一位成功的帝王。若從學佛者的立場來看,在三十餘年的修學過程中,雍正也具有相當的佛學造詣與參禪修為,其《御選語錄》中的諸篇序言與《揀魔辨異錄》中對潭吉《五宗救》的逐文駁斥,都不是泛泛之作,其言論更不是言之無物。如果單從學佛者的角度來看,雍正稱的上是「大居士」,只是雍正畢竟是封建社會的帝王,無論在言論、思想、行為任何一方面,雍正都不會危害到自己生為帝王的身分與立場。

  對於史學家認為雍正學佛是為了掩飾「爭奪儲位」動機的問題,筆者以兩點看法排除雍正最初親近獨超方禪師是為「奪嫡」而佈局。第一、雍正親近禪師在先、康熙廢儲在後,雍正早在廢儲之前幾年就以親近沙門來掩飾覬覦儲位,似乎不合邏輯。第二、康熙曾明白的表示「不好仙佛」,若說雍正以「親佛」的行經來掩飾「密謀儲位」的動機或討好康熙,不但會有反效果,導致嗣位無望,也不符合雍正的精明歷練與行事邏輯。(詳如第三章所述)雖然筆者也不排除在康熙廢太子之後,雍正以「親佛」來掩飾其「奪嫡」政治動態的可能性。只是不認為雍正在最初結識獨超方禪師時,就已開始為十年後的「密謀儲位」佈局。

  若說雍正利用佛教,也因為他精通佛學,知道佛教思想對於穩定封建秩序的作用,尤其是桎梏蒙藏族人的思想。其實,嚴格來說,雍正不是利用佛教,他是利用一切宗教。雍正的高明之處,在於學問精博,各種層面的思想都略有涉及,因此各種宗教的思想與功用不同層面的為他所用。比如,他排斥西方宗教,但又因傳教士「通曆數,故國家用之」;對儒釋道三教,雍正認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其各有所長,各有不及處,實缺一不可。」自有一套自己認定的功用。

  但無論雍正利用哪一種宗教,也都是為了穩定封建政權,畢竟在信仰之餘,他還是君王,統治江山的重任不容疏忽,不能要求雍正因為佛學造詣,甚至「已經開悟」的境界,就要求雍正成為一個慈悲、平等的民主帝王。因此,若是硬要比照學佛者、參禪開悟者的修行人標準,來要求雍正的言行,筆者以為這是不合理的。

  其實,也因為雍正的帝王身分,使得他無論作任何與佛教相關的事,都被披上一層政治的色彩,以現在的語言就是「泛政治化」。比如,雍正解放賤民的一大仁政(參本文附錄),卻甚少人提及,只是把它視為雍正的政治事蹟之一。為什麼不能視作雍正內心實際存有佛教「眾生平等」觀念的展現?若把雍正當作修行人的角度來看,就不會懷疑。

  中國社會中存在的賤民階級是歷史遺留問題,自宋朝到雍正年間,也數百年了,為何沒有一位君王來解放他們?是他們不夠賢明嗎?康熙也曾解放部分揚州樂戶。但歷朝以來沒有人能像雍正一樣,大刀闊斧的全面為賤民除籍,這當中除了雍正個人的政治魄力外,相信佛教「眾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也多少有點影響,不能因為雍正是帝王,就不認為他也可能有這種思想。

  雖然雍正帝王的身分掩蓋了他修行的一面;但是,君王的權利也帶給雍正從事佛教事業方面的很大方便,如全國大規模的齋僧活動、為僧眾傳戒,以及修繕寺院等等,無論雍正的動機如何,對佛教發展與流傳,也是有正面的影響與幫助。或許有人會覺得這並沒有什麼,但以雍正生為封建時期的獨裁君主,還能致力於佛教事業已屬不易,反而現今民主時期的執政者還不能像雍正這樣──身兼人王與法王。

   


[1] 參《大清律.戶律》卷之四〈戶役.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欽定例〉,頁7

[2]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4。(載於《清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169。)

[3] 有關清朝政治與佛教間的相互關係,以俱如本文第二章所述;而清廷尊崇西藏佛教的國策,以及彼此間的相互需要、相互利用情形,詳參本文附錄一、〈清初三朝與西藏佛教的關係〉。

[4] 《御選語錄》之〈御製總序〉──《卍續藏》第68冊,頁52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