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東老

李志夫

《東初老和尚永懷集 附總目錄》,頁177-181。

台北市:東初出版社 民國76年12月


大概是民國四十一年吧,我和幾位軍中朋友參觀北投法藏寺。當時的法藏寺還沒有改建,雖然已很凋蔽,但却仍顯得十分清幽、莊嚴。

那時,我們年輕,自許為只是「國父遺教」的信徒,認為宗教都是迷信,其他朋友在寺內上上下下橫衝直撞地看了一看後就走出了山門,僅我一人在大殿內留連。

這時,從側殿中出來一位中年法師,身材魁偉,氣宇軒昂,兩目烱烱有光,向我逼視,很像一尊活生生的羅漢。我不禁感到森嚴莫測,木然地向他點點頭,逕自躡足躡手地離開了。

五年後,我開始獵及佛教知識,也學打坐,在打坐中,竟會現出這位法師的幻相。在信佛的過程上,湖北保康的國代黃一鳴先生是我最初的接引人,他帶我參訪各大法師,其中之一就是東老。

我第一次見到東老,就覺得有些像我在法藏寺所見的那位中年法師,但在儀態、風範上却又逈然不同,而東老則是道貌岸然,平最近人,沒有使人有森嚴莫測之感。

東老示寂了,我看了南亭老法師在中佛革新一號「我與東有法師」一文,才證實:我廿五年前在法藏寺所見之那位法師就是東老。
在這廿年中,雖然我親近東老的機會並不多,由於我的朋友方寧書先生是老人的皈依弟子,他對方先生又十分器重,所以我對東老份外感到親切,東老對我也更多了幾分眷愛。

五四年,八月一五日,寧書陪我看東老,東老垂詢了我的生活情形,並問及我在佛學方面的心得,我說,我留心楞嚴經已有幾年了。他說:「你最好多留心佛教文化史料的搜集,將來編一部佛教文化史,我願提供獎學金。」

那時候,我正在唸大二,過去,長期在軍中服務,雖然自知上進,但仍是沒有時間有計劃地讀書。我希望我的閱讀範圍應廣博一點,所以不願意立卽鑽進太專門化之佛教文化史方面去。同時,佛教文化史,應以佛學為主幹,以佛教之文學、藝術、音樂……等為枝葉,這是多麼龐大的學問,剛剛接觸佛學的我那有這份能力?!

第二年的暑假,順印老法師,因健康不好,已辭却了文化學院的邀聘,沒有教授在該院開佛學課。同時,佛學研究所自張澄基教授去美,也無人主持,我們幾個對佛學有興趣的同學,就跑去向東初老法師勸進,並且還書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議與計劃,如果他老首肯了,我們深信再向張創辦人報告是會獲得批准的。

東老一邊看「計劃」,一邊問我們的問題,後來,愈見他向下看,愈皺眉頭,我們的一腔熱忱也涼了一半。甚至,有的年輕同學,直嚷着快走!快走!我勸他們稍安勿躁。最後,東老講話了;「你們的計劃很好,但是,不切實際,這樣好吧,我們中國還沒有一本梵文字典,我委託你們編, 也照樣付給助學金。」我旁邊一位同學悄悄地問我:「甚麼是梵文啦?」

有的同學已踏出大門,我欠身起立說:「我們希望中國佛敎,將來有人能作這一件工作,謝謝老法師的鼓勵。」實際上,我們根本連梵文字母都不認識。東老也起身了,將他的近著「佛敎文化之重新」分送了我們每人一册。

我們到了北投公園,有的提議,坐下來看看老和尚究竟在想些什麽。我們發現他翻印了大藏經、創辦了人生雜誌,提倡佛敎文化,甚至主張編寫至今還無人編印之「佛敎文化史」與「梵文字典」等,這些都是應作的重大工作。不過,將這樣重大的工作「交給」正在唸書的大學生去做,實在是出的一大「難題」。

在我留學印度期間,東老寄給我兩册他所著的「中印佛敎交通史」,其中一本是要我贈送給印度大學圖書館的。印度的學者們,在這一方面的知識確實遠不如我們,尤其是法顯以前之佛法,經西域傳入中國一段早期的史料,我的佛學敎授密西拉先生就說多未曾聽聞。於是,我將東老送給我的一本,又轉送給密西拉敎授了。

回國後,東老又先後有三次賜齋,一次是我回國後去看他,其他兩次則是東老於民國六○年訪問印度之前後時間。東老這次訪印,除了朝聖、宣慰僑胞,也曾致力使華僧能在那爛陀大學留學,但是,最後還是為印度內政部所阻撓,使原已與該校協商好的計劃遭致擱淺。不過,在宣慰僑胞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地對華僑社會都作了數場演講,後來佛教文化季刊,對東老此次之訪問、及演講還出有專輯問世。可惜當時在兩印的僑胞沒有為東老安排向兩印的學術界作專題演講,以收國民外交及文化交流之效是很遺憾的事。

最近四年,我遷來北投定居,雖然親近東老的機會較多,由於太忙,一年也不過多去看他幾次而已,尤其最近兩年,趕譯一百多萬字之印度通史,更少去看東老了。倒是去年七月寧書陪著東老一大早就蒞臨了寒舍,還帶來四套油條、燒餅,「東老,好久未向您請安了,我知罪,我知罪!」我一面迎出去,一面向東老抱歉。東老擺了一擺手,若無其事地說:「不必客氣,我是早上散步,順便來看你們的。」

以後,聽寧書說,東老曾一度想辦佛敎史學研究所,並且,請他草擬大綱,要我在中華佛敎學院搜集各研究所的組織規章,作為參考。我照做了,但是未提任何意見。我深知東老很想多作點文化事業,只是精力不濟,終未能如願。

去年,北投第二次水災後,我與一位徐先生陪同東老探望秀林新村一帶災區,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親近東老。

東老自奉十分節儉,即使到了晚年,獨自外出時都是以公車代步。他這樣克儉,所積下的「酵頭」讓他的法嗣去推展佛敎文化事業,成功不必在我,這是東老淡泊名利,熱心佛敎文化,熱愛法嗣們的好例證。

東老的思想非常開朗、進步,打破了傳統,將遺產委諸董事會,使取之社會,亦用之於社會,創未曾有之宏規,為中國佛敎未來的寺廟遺產之處理,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東老是一位佛敎史學家,是一位當代高僧,實當之無愧。

東老在圓寂前不久,曾要寧書先生陪他坐計程車,在市街與郊區漫遊,藉此大談生死問題。起初,我們尚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直到東老圓寂了,見他在圓寂前,將一切後事交待得清清楚楚,然後才無疾而寂。於是,我們得解了,是否東老早已知道:此生應化人間,就像乘着計程車漫遊一樣,卽使七○高壽,也是那樣的短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