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印度思想的先鋒
☉採訪／朱秀容
李教授，民國十九年生，四川奉節人，字祖章；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印度大學宗教哲學比較研究所。曾任中華百科全書宗教分欄編輯、中國文化大學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暨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目前為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兼法幸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
李教授為政府遷台後早期留學印度的中國學生，可以說是近代研究印度思想的第一人。翻譯的作品有《印度哲學導論》、摩羯德爾等著的〈印度通史〉上下冊，著有《楞嚴校釋》、《理則學導論》、《巴拉蒂特的哲學》、《印度當代哲學》、《中印佛學比較研究》、《印度思想文化史》等書，及論文雜文三十餘篇，是台灣學術界少數對印度文化與宗教哲學有深刻了解的學者之一。
問：您最初是如接觸佛教的？其中的因緣與心路歷程又是如何？
答：我之所以接觸佛教是很偶然的。因為，我的家鄉，四川乃至西北一帶，傳統的民間信仰是巫教，學術界稱為「薩滿教」；其次是拜祖先。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便跟隨著父母掃墓、祭祖，就相當具有宗教方面的感情與情操。長大以後，我漸漸接觸中國儒家的書籍。
現在想起來有些可笑，我是在軍中的時候，讀到先總統蔣中正的訓詞，其中提到不少王陽明學說以及中國哲學，才啓發我研究宋明理學及諸子百家的思想；又由於宋明理學家中，有不少人對佛教多有批評，這點又引起我對佛學的好奇。由於這個原因，我開始研讀佛教典籍。
最初有一位長者送我一本《楞嚴經》，也是我讀的第一本佛經，對我而言也是感受最深刻的。這是一本相當深奧且文字又特別艱澀的書，剛開始我看不懂，當時也不知道本經尚有其他疏、解可以參考。然而，由於不服輸個性，我決心非要把它讀懂不可，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做標點、注解、整理，整整花費了將近七年的時間，總算有了一點成果。就在我進入大學時（民國五十三年），那年的假我整理完畢《楞嚴校釋》一書。自此以後，閱讀的佛典對我而言，都變得很親切，也容易多了。
然而，嚴格說起來，我正式開始學佛是在大三的時候，當年印順導師教我們「佛學概論」與「般若學」的課程。他是蘇北人，當時有許多同學聽不太懂印順導師的國語，但是，由於我在軍中曾聽過各種方言與口音，所以印老所說的話對我而言，並沒有困難。這時的佛學課程使我獲益良多。於是，在一位前輩之介紹下，皈依了白聖長 老。
問：早期留學印度的人非常少，您當初為什麼會這麼特別的選擇留學印度？
答：我之所以留學印度，是因為佛學的根源在印度。我在想：以佛學如此精深博大，它的源頭應該也是很不簡單且值得探究的；為了更了解佛陀的思想淵源，所以，我決定到印度去留學。
在我出國留學的當時，留學生必須參加教育部所辦的出國講習，集體座談，在場每一位留學生，都要談談各人要去的國家及對未來的理想。記得當我說出要到印度留學時，立刻引起哄堂大笑。許多人都得去落後的國度留學是不正常的，而我竟然要到印度。我只好自我解嘲地說：「我打算去受苦受難。」
其實，留學印度期間，我自己覺得過得還不錯。由於印度人普遍的生活比我們困苦，為了賺取一點小費，當地人都會主動過來幫忙打掃寢室、洗衣服，而且態度都相當和善謙卑。在當時雖然沒有其他來自中或台灣的留學生，不過我也沒有生活適應上的問題。
對我而言，到印度剛開始比較麻煩的就是語文能力。由於我英文的聽力不好，剛開始上課時，只能聽懂百分之五十左右。還好當時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同學奧田真隆先生對我相當照顧。
此外，印度很熱，每到夏末秋初我們都是在早上九點前及下午四點時上課。而在中午的時候，熱得根本不能離開房子走出戶外。在當年，也沒冷氣，只能利用濕布放在電風扇的前面驅熱。
還有，當年我之所以能到印度留學，是因為中期與印度政府才允許台灣的留學生去，我就是當時唯一的台灣留學生。然而，印度政府對我們中華民國的僑民管制得相當嚴格，如果出外旅行，幾乎每到一個地方與離開一個地方，都要向當地的警察報備，這一點，不單是印度人加於我國人之奇恥大辱；也顯示了印度人欺善怕惡，有失其國格。
印度教信仰梵天
問：您不但曾經親自到印度留學，也對印度思想下過一番研究功夫，是國內這方面的權威。因此請您為我們大略介絡印度的文化、宗教背景。
答：印度是個種族、社會、文化思想均非常複雜的國家，有極度唯心思想的教派，也有極端唯物主義的思想，正符合物極必反的道理。在印度，有的學派之物質主義（講求現實），比共產黨的思想更唯物。他們認為人就如同草木一般。然而，大部份的印度教派信仰梵天，他們重視道德、戒律、人文。化們相信人是「原人」的後裔，認為人皆有「神性」。
因為印度的宗教把人看得比較有價值，所以印度有許多有修行的「聖人」自稱是「神」，這在我們看來似乎很不可思議，但是印度人卻覺得理所當然，這與他們的宗教思想有關。
我個人認為，世界上有許多宗教信仰上的現象固然可以不信，但是，我們也無法反駁，因為那是無法驗証的。正如同別人所作的夢，我們無法否認一般。因此，對於正當宗教我一向抱持著尊敬與不批評的態度，盡量尊別人的信仰。
此外，印度人在傳統上，比較不重視歷史。他們在填證件時，通常不記自己的生日、年齡、出生地；他們也不注意祖父母的名字，只記父親的姓名，這主要是為了表明他們所出身的階級。這點與中國人的著重家族家譜很不一樣。
由於印度的宗教文化是和平、保守的，所以生方面不是那麼注重。一般而言，注重精神生的人，便不會對物質有太多的要求。對整個生態環境與大自然而言，印度文化對地球的生態保護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對於追求物質文明的今日，他們的生水準在相較之下就顯得貧窮落後了。
問：中國與印度，在佛學及思想上有什麼同異之處？
答：人文思想是宗教哲學的基礎，就這方面而言，中的文化可以接印度文化。比如我國儒家所說的「己欲達而達人」與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精神可以相輝映；佛教所說的「空」與道家所談的「虛」、「無」都有相似的地方。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出現許多的衛道之士。然而，他們對佛教的批評都是針對「佛教儀規」而非「對佛教本質」而言。像儒家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也」，以孝道的立場來反對出家人落髮，便是基於風俗習摜上的批評。
印度的佛教與中國佛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印度佛教宗派的思想比較清晰分明，像印度兩大派的唯識系統與中觀派的系統，其思想與理論便非常的鮮明；不像中國的宗派，往往將以上兩個系統的思想，混合使用在各宗教理論體系中。
中國的佛教思想以綜合經典為主；不同於印度的宗派理論重分析。中國佛學比較重視訓詁，是屬於格言式的，比較沒有系統；印度的佛比較重思想，有系統。
問：您不但是位專精的佛學研究者，也虔誠的佛教徒，對學佛與佛學，自有深刻的體會。
答：我個人因為讀的是哲學，所以比理性，對宗教不會很迷信。但真正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思想會比較穩固。記得當年印順導師所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剛出版時，由於書中提到：「華嚴經是先後編集完成的。」這種觀念，與向來大德的意見有出入，有許多走信仰路線的人不很認同，因此對於印老如此的見解頗不以為然。我個人則認為印老的說法才是正信，因為佛教應該返回它本來的貌，佛陀本來就是「聖人」嘛！
佛不談神，因為談神是主觀而非客觀的，佛陀也是一位想以宗教改革的方式來完戶社會改革的聖人。佛陀是以現實人生，從人文的角度，以因緣法、四聖諦的觀點反對梵我的思想。印度是視階段的，佛陀這種反對「梵我」的想就是打破婆羅門的階優越性，是從根本破斥階級制度的方法。因為婆羅門三個主要的網領是：「一、吠陀天啓；二、婆羅門至上；三、祭祀萬能」，當「梵天」至上的觀念被打破、婆羅門沒有存在的必要時，階級的制度便可以完全打破了。佛陀反對婆羅門的思想，可以說是最根本的打破「神」論。
佛教教育已開花結果
問：您這些年來一直致力於佛學的教育工作，您個人有什麼觀感？
答：由於體認到中國自從宋明以後，一般佛教的學者乃至法師，對於古典的佛學語文都忽略了，因此我決定去印度學梵文，回來後要好好栽培具有梵文、巴利文語文能力的人才。但當我到達印度後，好幾位梵文老師說我五音不全，年紀也太大了些，所以半途而廢改學宗教哲學。
但是後來我追隨聖嚴法師從最早期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編案：當時隸屬中國文化學院）開始，到目前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編案：以下簡稱佛研所），一直都是有系統地聘請教授，從事梵文與巴利文乃至藏文等的佛教古典語言之訓練。這些年來，學術教育界對我們相當肯定，我也深深感到，佛研所的教育已漸漸有些基礎，當年的種子也慢慢開花結果了。
在教學方面，由於佛研所的學生多來自各種不同的科系，而台灣沒有正式的佛學系，因此在思想方，短期間內是不容易有成就的。畢竟在學術研究方面，沒有十年、八年的時間是不行的，我想將來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成立，佛學根基從大學培養算起，一切會更圓滿。
這些年來我們佛研所的師生也有很多成果，我們辦過幾次高水準的國際佛學會議；出版學報、舉辦國際知名學者要題講座；尤其，有不少的老師，如：惠敏法師、慧嚴法師、楊郁文老師、陳玉姣老師、曹仕邦老師、藍吉富老師、陳英善老師、鄧克銘老師、高明道老師等，都有很重要著作問世，而研究生們對於某些專題也有訐價很高的研究論文發表，國科會已將本所列入獎勵、補助單位。這些都是其他佛教教育與單位很難作到的。
問：您目前擔任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對台灣未來佛學研究必然有很深的期望。
答：就我個人而言，目前我參與成立了「唯識學研究中心」，聖嚴法師為主任委員，主要是研究唯識的思想。我目前帶領幾位博士班的學生，正在作《成唯識論》與《攝大乘論》的研究。此外，有關「天台三大部」的研究計劃，受到國科會的補助，目前已完成「法華玄義」的研究。
我覺得台灣在佛教學術研究方面，應可在十年內培養出大量人才，十年後相信會有更多優秀人才走入國際，從事佛教研究。
在佛研所方面，聖嚴法師在籌備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時曾指示，希望中華佛學研究所的研究員，都能擔負起指導研究的責任，每人帶領三至五位研究生做研究。也許等到十年、廿年，佛教學術界人才多了，也有了世界級的人才，可將佛研所改為「中華佛教學術研究院」，找國內外知名的佛教學者來擔任院士。這是一個類似中研院的研究機構，內分為佛學研究、佛教藝術、佛教文化……等組，各組有各自負責的研究計劃，希望以集體的努力，作長期發展，以提高我國的佛學研究之地位。所以，法鼓山的佛教教育重心仍在佛研所。至於學院方面只是境養研究佛學的基礎人才，在大學部完成佛教古典語文訓練，然後進入究所就可以直接從事佛學研究，屆時，更可提高本所研究生的素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