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香林先生，承梁任公之說，撰「玄奘法師年代考」，堅主奘公享年六十九歲，載於『香港
佛教』一──三期。然察其論證，未為平允。奘公為我國傑出之大師，有關中印文化之交流者甚
大，近人多所論述。因取而論正之，非敢與時賢故為出入焉。
詳敘奘公一代事跡者，不外三書：
奘公卒於麟德元年，享壽則有『行狀』之六十三歲說，『僧傳』之六十五歲說，『慈恩傳』
（文隱而義顯）及『塔銘』之六十九歲說，究以何說為是？茲先檢考三書，察其自身之有否矛盾
。
奘公享年，雖三說不同，然並本於奘公──「吾年六十矣，將卒於玉華」之傳說。其中六十
九歲，決非吾人所敢贊同，茲列其說而後比論之。『行狀』：「麟德元年正月一日，玉華寺眾及
僧等，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謂弟子及翻經僧等：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幻之質，何得久停
！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於玉華。……徒眾聞者，無不驚泣。……正月三日，法師
又告門人：吾恐無常，欲往辭佛。……九日申時……曰：某必當死」。
『僧傳』：「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
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遂往辭佛。……正月九日，告寺僧曰：某必當死」。
『慈恩傳』：「（顯慶）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恆
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請
翻大寶積經。……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
像」。
『行狀』與『僧傳』所說相同，僅六十三與六十五之異，此或傳寫之誤，姑置不論。奘公卒
於二月五日與正月一日，相距不過月餘，奘公宣稱將卒於玉華，事固近情可信。『慈恩傳』繫此
語於初翻『般若經』時──顯慶五年（西元六００）正月一日，下距奘公之卒，四年一月有餘。
四年以前，奘公即宣稱將卒於玉華，揆之常情，殆難取信！使無『行狀』與『僧傳』，無異說以
存疑或否定之，猶得以宗教修持而通釋之。今有『行狀』、『僧傳』之說，文既早出，義復近情
，乃覺『慈恩傳』之失實。
彥悰自謂：「參犬羊於虎豹，糅瓦石於琳璆；錯綜其事」，蓋有自知之明矣！羅氏主六十九
歲說，責『行狀』「今麟德元年」之說為難信。麟德乃上年十二月所詔改，奘公說此，究有何不
可！退言之，使奘公但言「行年六十三」，撰『行狀』者加上「麟德元年」字樣，亦不足以證其
謬。蓋繫此語於麟德元年，非『行狀』私說，亦『僧傳』所同。乃羅氏必指此為「違異者一」，
誠可異也！
次從奘公出家、受具、西行之年代，以推論三說之孰為允當。為推論便宜計，先論西行之年
代。奘公於貞觀三年西遊天竺，為從來所公認。貞觀十八年，奘公自于闐上表，即謂：「貞觀三
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二十年，請三藏聖教序表，亦謂：「奘以貞觀三年，私往天竺
」。辨機『西域記』謂：「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貞觀三年仲秋朔日，蹇裳遵路，杖錫西征
」。道宣『內典錄』亦謂；「貞觀三年，出觀釋化」。是並奘公在世時之文記。此後『行狀』、
『僧傳』、『慈恩傳』等，更無異說。然自梁任公考出：葉護可汗卒於貞觀二年，而後奘公於貞
觀元年西行，乃成不易之定論。
今略為敘述：奘公西去，曾晤見西突厥葉護可汗，並得其助力。然『新唐書』 「薛延陀傳」謂：「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新唐書』「突厥傳」，亦謂葉護死後，「
乙毘缽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毘可汗，分王其國，拏鬥不解，各遣使朝獻」。『舊唐書』同。此與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貢」之說合。貞觀三年，葉護
已卒。如奘公於三年西行（抵突厥應在四年），則何能與葉護可汗相見？三年西行之說，悖於事
實。『高僧傳』云：「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逐豐四出。（玄奘）幸因斯際，逕往
姑臧」。考之『唐書』：「貞觀元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郡，霜害秋稼」；三年則並
無霜儉之事。乃知『僧傳』之三年，實為貞觀元年之誤。元年秋西行，故得見葉護可汗，並得其
助力也。
然則諸書何以悉云貞觀三年西行，事殊費解。梁任公之可『歷史研究法』，以為諸書為依據
同一藍本，藍本誤而悉誤。此為唯一合理之解說，蓋古書多屬抄寫，雜以行草，誤讀元年為三年
，極為可能。羅君不取此說而創為別解，以為：「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乃「
指其西行已達北印之時間而言，非指其自長安出發年月」。
「玄奘或已不便明言，曾受高昌王與西突厥遣使護送之事實」。然按之文記，決不如此。奘
公見太宗奏對時曰：「玄奘昔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薄，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
輒私行」。『行狀』載：未出玉門關時，有胡人忠告：「國家法，私向外國，罪名極重」。『慈
恩傳』作：「王法不可忤」。『慈恩傳』敘此極詳：「時因國政尚新，疆場末遠，禁約百姓，不
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玄
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應加候捉」。
可知「冒越憲章，私往天竺」，指私出玉門而言。且奘公奏表，於「私往天竺」下，接云：
「踐流沙之漫漫，陟雪嶺之峨峨，鐵門巉險之塗，熱海騰波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於王舍新城
」。私往之說，明明若是，何得別解為「已達北印之時」？然此實應為貞觀元年，故三年之說，
必為誤寫無疑。
舊傳奘公於貞觀三年西征，『行狀』及『僧傳』作二十九歲；『慈恩傳』作二十六歲，俱不
符合。今考定為貞觀元年成行，依六十九歲說，時為三十二歲；依六十五歲說，時為二十八歲；
依六十三歲說，則為二十六歲。『慈恩傳』之二十六歲西行說，與『慈恩傳』所持之六十九歲說
不相合；『慈恩傳』究何所根據，而定為二十六歲？竊謂：『行狀』作六十三歲，此年適為二十
六歲，殊可注意！前來考證，三書所持之年齡，雖不相同，而武德五年，二十一歲（二十歲滿）
受具說，『僧傳』及『慈恩傳』，並取『行狀』之說。而西行之年，『僧傳』亦與『行狀』同。
可推見關於西行之年歲，本為二十六歲，『慈恩傳』乃據而書之。唯『行狀』及『僧傳』之「六
」字，已形誤而傳寫為「九」，致與六十三歲說不符耳。
關於奘公西行之年月，其自于闐上表，作「三年四月」。『西域記』作：「三年仲秋朔日」
；『慈恩傳』慧立序作：「三年秋八月」。今知三年乃元年之誤；四月與八月（仲秋）之歧說，
應如何決定？今謂應是八月。其理由為：
一、『西域記』與『慈恩傳』同，仲秋即八月，明文不應有誤；而四月之四，可能乃以八為草書
四字而致誤。
二、『高僧傳』謂：奘公乘霜儉而西行，唐書固明記霜害穀稼為八月事。三、考之奘公西去，通
過凌山之時，亦應以八月成行為合。茲據『慈恩傳』所載奘公行跡而詳敘之：『釋迦方志』云：
「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里，至瓜州」。以每日行百里計，須時三十餘日。而奘公在涼州，「停
月餘日」；至瓜州，又「經月餘日」。「月餘日」，姑以三十五日計，則自長安起行，至瓜州動
身，道行及停留，共約一百零五日。據八月初起行以為推算，瓜州動身時，為十一月中旬。
次「從此（瓜州）北行，五十餘里……上置玉門關」。奘公當夜至關；第二夜過第一烽；第
三夜過第四烽。次行百餘里（可二日程），失水；「四夜五日，滴水不沾喉」。夜半得水，「就
草池一日停息」；「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此一艱苦行程，約十三、四日。是則奘公抵
伊吾時，已十一月底矣。次「在伊吾經十餘日」，「經六日至高昌界」；「住十餘日欲辭行」，
為高昌王苦留，乃「水漿不涉於口三日」；第四日，王意迴，「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臨行
，奉表高昌王致謝。自入伊吾，至別離高昌，約經七旬；則是時已貞觀二年二月中旬。次自高昌
西行，七百餘里至阿耆尼（見釋迦方志），未有停留，可八日程。次「西南行三百餘里」；又「
川行七百里」，至屈支。時為三月初旬；與『慈恩傳』之「時為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留
六十餘日」之情形相合。
依『西域記』，凌山固「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非盛夏不宜通行者。奘公約於五月中旬離
屈支。「西行二日」，逢賊；「又前行六百里」，至跋祿迦國；再「西北行三百里」而至凌山。
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通過凌山雪道，甚為適合。若奘公四月成行，則此時為正二月間，其
不宜通過凌山，至為顯然。故奘公應為貞觀元年八月，西往天竺。
論奘公出家之年，羅君之誤說特多。彼謂：「考玄奘初於洛陽被度為僧，慈恩傳與塔銘，均
謂在其年十三歲之年。而行狀則謂在大業之際，時年十五歲也。僧本傳則謂其年在十一歲時。若
以玄奘本人所自述者言之，則以十三歲一說為最得實」。然精讀『行狀』、『僧傳』及『慈恩傳
』，乃知羅君所說，悉是誤會之談，無一與實際相應。試對列諸文以解之：
〔行 狀〕 〔僧 傳〕 〔慈恩傳〕 「爰以宿植，早厭樊籠……」 「以奘少罹窮酷，攜以將之。日授精理，旁通巧論 年十一，誦維摩法華。 「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 「大業之際，詔度僧尼。 ……由聽落飾，止東都淨，止東都淨土道場」 「東都恆度，便預其次」…… 「俄而有 ，於洛陽度二七僧……得出家」 「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又學嚴法師攝論……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開役務，從茲發爽（矣），時年十五也 「時涅槃攝論，輪馳相係。……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重其學功，私開役務，時年十五。」
「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又學嚴法師攝論 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 從茲發爽，時年十三也。
如：一、永徽三年，奘公安慈恩寺塔基發願曰：「慶少得出家」。二、『內典錄』謂：「小
得出家」。三、『行狀』謂：「鄭善果……謂人：此子年齡雖幼，風骨甚奇」。四、『古今譯經
圖記』謂：「鳩車之齡落綵，竹馬之齒通玄」。推論為十一歲出家，應無不合之處。十五與十三
歲，為修學經論振譽之時，不應視為得度之年。『行狀』與『僧傳』之十五，『慈恩傳』作十三
，不外傳寫之誤。此如『行狀』之「年六十三」，『僧傳』及『慈恩傳』，傳寫為六十五。據武
德五年為二十一歲論之，亦是傳寫之誤。三五互誤，非關傳聞之異。
奘公離高昌時，上高昌王表云：「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羅君推為
「為考定玄奘年代之最大關鍵」。然『行狀』主行年六十三說，應生於仁壽二年（西元六０二年
）。十一歲出家，為大業八年（西元六一二），與「大業之際」合。依上來敘述，奘公離高昌上
表時，為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二月。出家至此，始末十七年，與「年將二紀」之說，並無
不合。將者，將至未至，大抵十六、七年以上，即可稱「年將二紀」也。
『行狀』之「法師年二十一，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慈恩傳』全同，但作
「年滿二十」；年滿二十，即中國習用之二十一歲。『僧傳』亦同說「武德五年，二十有一」。
佛制：出家之稱，通於沙彌，故七歲以上，即可出家。受具，即受具足戒。受此具足戒已，名為
比丘。此則佛制以「年滿二十」，即二十一歲，乃合法定之受具足戒年齡。故奘公謹遵佛制，武
德五年為二十一歲（行狀說正爾），於成都受具。
坐夏，即安居。佛制比丘，夏三月安居，不得遠行遊化，故亦稱坐夏。比丘受具足戒已，遇
安居期，即應夏安居。此在今日，雖多數不知此事，然在印度及隋、唐之際，固為教界所共知者
。律說；「五年以前，專精戒律」。此非謂不學經論，而是受具足戒已，五年內依止師長，修學
戒律，不得離依止師。故依佛制，受具以後，即應坐夏學律。
以此，『行狀』及『慈恩傳』所說，「年滿二十，即於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
深合佛制。羅君雖長於史，然佛教中事，想未能深知。由於堅主六十九歲說，覺與武德五年，二
十一歲受具等不合，乃創為別解，曲說萬端。以為『唐書』「玄奘傳」之「大業末出家」，「殆
以受具足之年為出家之年」；「而此大業十二年，則正為玄奘二十一歲」。以為「受具足戒，與
坐夏學律，本為不同之二事」；「至武德五年，乃於成都坐夏學律。依其生於開皇十六年推算，
則是年實已二十七歲」。彼想像為大業末受具，武德五年坐夏學律，不知受具即應坐夏學律之佛
制，其誤一。以武德五年為二十七歲，遍與『行狀』、『僧傳』及『慈恩傳』之明文相違，其誤
二。解『唐書』之出家為受具，反指『慈恩傳』等之受具為誤，臆解無稽，其誤三。實則武德五
年，年二十一，為三書所公認。受具坐夏學律，即是受具坐夏學律，不勞別解也。
『唐書』「玄奘傳」，以奘公「大業末出家」，「年五十六」，粱任公深致其不滿之意。然
「大業末」，應即『行狀』之「大業之際」。依『行狀』，推知十一歲出家，為大業八年。時當
衰亂之末世，故曰「末」，何用定指為大業十二年？例如「清末」，豈是局指宣統三年？「年五
十六」，羅君解說為僧臘，乃加以自己所定之十三歲出家，以之證成生年六十九歲之正確。不知
六十九歲說，實從誤繫「年六十五」於顯慶元年而來；十三歲出家，乃羅君誤讀『慈恩傳』而來
；六十九歲說又不足取信，何用別解「年五十六」為僧臘？
予以為：「年五十六」，或是「年六十五」之傳寫致誤。否則，史書晚出，記載失實而已。
證為六十九歲說而似有可信者，為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年）九月，表請入少林寺譯經，中有「
六十之年，颯然已至」之句。如奘公卒年六十三，則顯慶二年為五十六歲；若卒年六十五，亦為
五十八歲，並與「已至」之語不合。若卒年為六十九歲，則顯慶二年為六十二歲，乃能與「六十
之年，颯然已至」相合。
然詳考之，奘公自述，間亦自相違異。顯慶二年二月，奘公隨帝至洛陽，因回鄉省視先塋，
乃表請改葬父母。表有：「玄奘不夭，夙鍾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殯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
十餘載」。若依六十九歲說，依羅君之十三歲出家說（父母應先已去世），則父母去世，應為西
元六０七年（大業三年）。至顯慶二年，已經五十一載，與「四十餘載」說不合。反之，如依年
六十三說，十一歲出家為大業八年（西元六一二）。
『僧傳』有（兄）「以奘少罹窮酷，攜以將之」之語，父母之喪，在出家之前，為出家之重
要原因。如父母亡於奘公十歲之年（西元六一一），則至顯慶二年為四十七年，與「四十餘載」
說合。即以年六十五計，則顯慶二年，去父母之喪為四十九年，亦尚可通。該年春秋二表，顯有
乖違，如偏執「已至」之句，則與一切文記相乖違，故應別求解說。以，古每寫作目；已與以，
古多通用。故可解說為：「已至」乃「且至」之訛奪。如（六十之年，颯然且至），則行狀之年
六十有三說，無有不合者矣。
吾今獨取『行狀』所說，奘公享年六十有三者，理由為：
一、奘公生於隋仁壽二年。 |